站在慕士塔格之巅（二）
七月十八日，星期日。送杨立志下撤C2。
半夜我们睡的不好，杨立志几次坐起来说有点头痛，我倒没什么，只是有些胡思乱想，好不容易睡着了，香香的时候，他说五点了，起来吧。帐篷的空间很小，只能他先起来，躲到一角我再起来，相互问问，都还可以，当心烧水时间太长，决定不再烧水，因为昨晚烧的水基本没动，饭也不吃了，带两块POWERBAR路上用。
他穿好高山靴先出帐篷，我的外靴有些不好穿，越是穿不上越着急，好一阵子才把外靴给套了上去，戴上羽绒手套，厚厚的握雪杖有些不方便，看看表，正好六时，天仍然漆黑一片。出发，杨立志走在前面，我踩着他的脚印走了大约二十步，头灯的光线极暗，脚下的脚印居然看不见，只好叫他停住。换电池我需要去掉手套才能操作，临晨的雪山上，虽然没有风，要想伸出手也实属不易，浪费了一点时间，继续前行，想着新换的电池坚持到七点天蒙蒙亮总可以吧，不料刚走三十步左右灯就开始变暗，我这才恍然大悟，寒冷影响电池寿命，这里不能用山下的常理来计算，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却犯了一个错误：只备有四节电池（我用的是两节电池的头灯，杨立志用的是四节型），其它都留在C2了。这样频繁的换电池，一是手会冻僵，二是电池不够，而不用头灯照明会有危险，加上半夜对冲顶时间的胡思乱想，休息也不足，今天的体力也不算很好，一出发就有些跟不上杨立志，接下去会拖垮两个人，于是决定暂时不上了。叫住杨立志，谈了我的决定和原因，他默默接过照相机和一块PBAR继续向山顶而去。我不敢目送他远去，趁着我的头灯还未完全暗下来，赶紧往回走，感觉走了好久才见到我们的帐篷，钻进去，和衣盖上羽绒睡袋，这时才感觉到帐篷内帐全挂满了霜，碰一碰象下雪一样。现在我只能睡觉，等踏雪板上来再冲顶吧。
今天太阳高照，很快帐篷内的霜就全化了，阳光下的帐篷象蒸笼一样，打湿的睡袋也干的异常膨松，我如洗桑拿，满头大汗自然睡不着，打开帐篷门，阳光照着白雪闪着寒光，在这里我必须多烧水喝，于是找出一个较大的睡袋皮出去填了满满一袋子雪回来。喝水、做饭 、再烧水、又躺下，不觉已到下午三点，听到外面有人说话，原来是姚伟伦和陈骏池在骂，意思是帐篷搭的位置太低，不足三千六，我叫了一声，他们知道里面还有人，便停止了漫骂。
我没想到他俩上来这么早，晚一点上来在高营C3可以呆的时间短一些。陈骏池钻进帐篷，姚伟伦在门洞处向里看了看，说不想跟我谈。我估计他认为我们是想先登顶抢头功，故意对陈骏池说自己没有抢头功的意思，这里不象博格达，是被人登烂了的主峰，中国人登顶的也近四十人了，首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至于杨立志有一点，王队长都劝不动他，我也无能为力。至于C3营地，我们没有准确的海拔表，这里只是个估计的高度，再说我们昨天走了十二个小时，精力疲惫，也无力再向上攀登，建在这里已属不易。而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等在C2，并表示将把现C3营再向上移一百米到6800米建营。我心想你们白捡一个营地，只需背食品和个人衣物，脚穿踏雪板只用五个小时上C3是多么幸福，还责怪我们建的营地低和不平？！这时站在外面的姚伟伦看到远远的一个人从山上慢慢往下走，说是杨立志可能下来了，不久一个德国人滑雪停到我们帐篷前，原来他登顶下来，看到一个中国人跌跌撞撞的向下走，有时坐下就能睡着，和他讲话语言又不通，就悄悄跟在后面以防不测，当见到我们帐篷和向上观望的人时，估计是他的队友，才放心滑了下来，他本是可以很快滑下山的，我们万分感激的向这位国际友人致谢，他才慢慢滑走。姚伟伦和陈骏池都指出杨立志的行为是不科学的蛮干，我认为从昨天王磊下撤杨立志就表现出蛮干的态度，但我已经无力劝说，只能尽量多陪他一段。
杨立志走近帐篷，第一句话是我登顶了，时间是中午十二点，虽然他的表情木然，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自己捡了两块山顶的小石块（金指导介绍山顶的特征是大风使颠峰无雪以至形成碎石坡顶）留作记念，说着要掏出石头给我们看，被我们制止，递给他水壶，让他先进帐篷休息。他还谈到自己上山时出现幻觉，先是路旗与他说话，后是他母亲，最后竟是李致新告诉他山顶到了。他在顶峰看海拔表是七千三百多米。下山时他好几次坐下就睡着了，幸好时间都不长，但脚被冻伤。我们仨商量立刻送他去低海拔营地，我知道送人的任务只能由我承担，我下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今天没能按计划登顶，只有一个帐篷也应让出来给后面上来的人住。陈骏池在与C2的王队长通话时告知杨立志登顶的消息和他现在的状况， 希望C2能准备一点吃喝让杨立志补充体能。待他休息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叫起他一同下撤，他的防雪套已在跌跌撞撞中被自己的冰爪撕成布片，只好扔在了C3营地，我拿上自己的保温水壶塞进他的包里，背上他的包陪他一起向山下走去。
昨晚到今天都没有下雪，下山的路觉得好走多了，但是即使是下山，仍然要走一段歇一会儿，杨立志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多，除了时常要把重心压在雪杖上休息一会儿外，看不出有太大的异常，我一路上问他喝不喝水，他都说不喝。下到六千四营地时，见几个法国人正搭起两顶VAUDE的帐篷，我俩坐下歇了一会儿，再往下走竟然感觉气顺多了，精神也逐渐好起来，在六千三百五的地方，看到一只乌鸦在一稍平的雪地里啄食，仔细看才发现是外国队的食物垃圾引来的乌鸦，都说外国登山者的环保工作作的好，而这成片的包装袋却成为一例反证。倒是惊叹乌鸦的高山生存能力。再往下就能看到我们的C2营地，有一人（王铁男）看到了我俩，我向下挥挥手，一边开路一边等杨立志同行，走到那个冰裂缝时，由于这两天天气奇好，没有下雪，冰裂缝已经被人扩张成一条明显的大黑缝，我俩慢慢下到C2，这时杨立志的状况已基本正常。
C2出帐篷迎接我俩的王队长和杨立群高兴地听我们诉说、分享成功登顶的喜悦，王海角已经煮好一锅麦片粥，我们让杨立志进帐篷再休息一会儿，喝点粥，刚一进去粥锅却被王海角不慎踢翻，忙着弄干被打湿的垫子，我们在外面继续聊天，以为王海角会接着再烧一锅，过了一阵，杨立志出来准备继续下到C1.5，却发现他什么也没有吃喝，王海角只是呆呆的坐着一言不发。杨立志与王队长交换高山靴，我才知道原来杨立志没有高山靴，落后的装备并没有削弱他登顶的决心和意志，而且在没用踏雪板的情况下成功登上了顶峰。
由于多日的营养不良，我和杨立志的嘴唇都开裂肿起，舌头上出现大片溃疡，王队长拿出一小盒防裂油，据说是金指导送的美国防裂油，用着感觉象中国的嘎拉油，用后确实有明显好转。我又取一小瓶庆大霉素针剂，潄潄口后服下，这是我治口腔溃疡的有效办法。我带的金施尔康等补充维生素药一直没怎么吃，看来不能不吃了。
王队长说王昕昊在C1.5营地。从C2到C1.5没有什么危险，杨立志也已基本恢复，我决定留在C2，待机再上C3。杨立志独自背上自己的半空的包前往C1.5营地。我们看着他远去，然后回帐篷准备做饭，王海角和杨立群状态不佳，而我此时精神奇好，我告诉他们可能六千五算是一个坎，之上精神萎靡，之下我感觉与BC没什么区别，他们今天刚上来，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反应，我希望明天能够再上C3，但看王队长没有让我上的意思，我也不好强求。C2原英国队的营址现在是一顶法国队留下的VAUDE帐篷，王队长想让我去那里住，我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应使用外国队的帐篷，何况我们的VE25住四个人并不显挤，最后还是四个人住在了一个帐篷里。饭后天还没有黑，我上午睡的不错，现在自然睡不着，与他们天南海北的穷侃，一直到外面飘起了雪，我们对明天的天气产生了怀疑。
七月十九日，星期一。原地待命。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感觉刚刚入梦，王队长已经醒来，叫他们两个起来准备上山，王海角和杨立群可能是没有休息好或不想起来，赖在睡袋里不动。我抖擞精神，乘机要求上山 ，一是我的衣物等已到C3，现在上是轻装上阵，适应过一次的我状态也要作比他们强许多； 二是除三付100美元的踏雪板陈骏池、姚伟伦和王队长用了外，还有两付广州队带来的自制的踏雪板，如果今天我上就能用上，再走C2到C3那十二小时的路段我就不会十分犯醋。王队长没有表态，只是对王海角说：你不听话张教授让我踢你沟子（屁股）。我明白了王队长的用意，新疆工学院来了三个人，如能有一人登顶的话对他们、对将来学校开展登山活动都会起到鼓励和促进作用，而从目前来看最有希望的是王海角，这种本位主义是可以理解的。而杨立群是王队长去年带出来的博格达登顶队员，当然希望这次再接再励。而我的顾虑是不赶上这一批，后面可能无人能与我一同登顶，虽然杨立志一人登顶成功，但我对自己一人突顶并无十分把握。他们的分析也是除王磊自动放弃外，其他人都算老弱病残，无登顶实力，但王队长和杨立群表示如果没有其它人与我一起攻顶，可陪我再登一次，我只能将此言当作善意的鼓励，因为体力最好的杨立志登顶后下撤都成了照顾对象，其它人谁还有实力连续登顶两次。
原计划他们三人应在八点钟天亮时出发，由于两人的磨蹭改为吃一顿午饭再走。王队长自己动手把C2有点堵塞的炉头修理好，这样我们烧水的速度就快了许多。我们已上C3的几人都把不带的物品留在了C2，他们发现了姚伟伦的五袋日本米饭，决定先共产大家吃一顿饱饭，我们边聊边吃，没想到小小的一袋米饭刚吃一半肚子就饱了，看来这种食品确实有其过人之处，难怪香港的两人都带了足够的这种米饭。四个人一人一袋米饭，剩一袋留给今天将到C2的张教授。饭后几个人的精神明显好转，早上飘着的小雪也停了，因为上去的是三个人，我让他们加上一条睡袋，今天陈骏池和姚伟伦应按计划登顶后下到C2，现在对讲机联系不上，一定是上去了而远离通讯距离。而昨天他们使用自制踏雪板时发现不象进口踏雪板有防滑齿，今天为了防滑是穿上冰爪后再捆上踏雪板，这样才能起到防滑和防陷的双重作用。
他们走后，我呆呆的想睡睡不着，对自己能不能登顶产生了怀疑，可以说来的每一个队员都希望自己能够登顶，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表面上会说出一些光冕的有哲理的话来。这次是一个机会，对体力、意志都是一次考验，虽然技术含量不高，对于走如此的雪坡也算积累一些经验。我以前登山都常有打退堂鼓的时候，不管是内地的华山、北京的海坨山，还是西藏的什么山，最终都还能够按计划到达目的地，现在也是我敲退堂鼓一方占上风的时候，只要给我一个比较能成立的理由我就该下撤了。
下午三点，王昕昊到了C2，我见他上来，立刻点火给他烧水喝，不料新修过的炉头出气大，把我拿火柴的食指燎了一下，以致食指尖出了一个小水泡。他昨天宿营C1.5，杨立志去后就是和他住在一起，据说他那里炉头总点不着，今天上午两人折腾了好久才点着，吃完喝饱才开始上山，还说张教授今天从C1上到中间营地，现在也在来C2的途中。聊了一会儿，张教授也到了，我吃惊张教授能从C1直接上到C2来。原来，这两天天气好，下面的雪都化的很薄了，给攀登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感觉互相之间很久没有见面了，自然要谈各自这几天的情况，大本营的事比较多，由于山上化雪，营地几次险被水冲，有几个帐篷重新搭建，金指导带着他的人也来营救，在靠山一侧筑起一道小小的防水堤，把水引走等等。胡杨和吴新刚从塔什库尔干回来身体未见好转，估计希望渺茫。我们一边聊一边等着山上的消息，遗憾的是张教授把自己带的一台对讲机上午交给了杨立志，现在C2可以说与上下都失去了联系。入夜，计划应该下来的陈骏池和姚伟伦还没有下来，我当心他们出事，而五个人C3也绝对住不下。王昕昊认为我是胡操心，最严重的情况是死人，而此时此刻我们帮不上任何忙。虽然他说的有道理，但我对他冷漠的态度实在难以接受。由于山上一直没有人下来，原计划我们三人明天上C3只能顺延，这意谓着我在C2又要呆上一天，而我的食品都在C3，这样必然造成C2食品的短缺。
七月二十日，星期二。原地待命。
醒来时外面天阴，三人都有些不想起来，反正今天只能与这帐篷为伴了。忽然外面传来急促的说话声，并有人敲敲我们的帐篷，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出事了，拉开帐篷门，外面站着的是一个外国滑雪者，说的不知是何种语言，他见我听不懂，急切地向山上指了指，我回过头来，只见四个滑雪者用绳子拖着一个睡袋，正从六千三的地方把睡袋往下顺。我说”出事 了，赶紧穿衣服。可能是我们的人被外国人拖下来，他们滑雪行动快有利一些。”张教授已穿好衣服、靴子先钻出帐篷，接着我也穿好钻了出去。即使是如此紧急的情况，我们向上走还是需要走几步就喘喘气。
滑雪者们停在了左侧的雪坡上，那里有一顶法国人的帐篷。张教授先到跟前，对我摇摇头，表示不是我们的人。我也走到近处。滑雪者们异常焦急地围成一圈，伤员看来是高山反应中最严重的表现－－脑水肿，已基本丧失自主能力。有两人正将他从睡袋中拖出，并搀扶他小便。张教授是老派知识分子，不懂外语（或口语），就先回去了。我与一个滑雪者谈了谈，知道是又一支瑞士队，他们昨天刚把帐篷搭在我们C3营旁边，因为队友中一人情况不妙，所以天刚亮就下撤了，并说中国队昨天是五人挤在一顶MT24帐篷里。得到我队人员无恙的消息，我也就放心了，看看对患者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只能问问要不要饮水之类，人家自带的有。天仍然很阴，还是先回帐篷再说。
我们三人回到帐篷，分析C3可能出现的情况，依然是瞎操心。突然想起应该拍一张救人的照片，再钻出帐篷他们已经往下走，只拍到一张离去的照片。我们对瑞士队营救队员的组织工作非常欣赏，一人背上其它营救队员的雪杖在前开道，另四名滑雪者用辅绳拴着装患者的睡袋往下滑，当然这需要合适多的人手和好的滑雪技术。由于我的外语也很差，没有去问我队更详细的情况，虽知道他们在C3平安无事，但为什么宁愿五个人挤一顶双人帐篷也不下来，而原计划没有对最后撤营具体安排，会不会是等着五个人撤营比较方便。我的这个设想引起了他俩的注意，作为一个临时组建的队伍，队员的状况和能力事先是无法预料的，组织者不可能想到最后从C3下撤的人员是谁，已经登顶的队员也不会再上到六千七的高度去拆营，如果上面五人商量的结果是我们下面不会再有人有能力上到C3，或者说即使能够上到C3，但无能力拆营的话，利用五人的人数优势，即使有两人无能力帮上忙，也能顺利把C3拆干净（带走任何垃圾）。这一点王昕昊就认为自己即使上到C3，不管冲顶与否，都是精疲力竭地下撤，绝对无能力拆营，但如果上面五人真做了拆营下撤的决定，则是遭人唾骂的釜底抽薪行为，他决不答应。张教授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但如果未发生我们后上C3的队员又没有实力拆运宿营装备和垃圾，我认为如果有我们三个人在，无论冲顶成功与否下撤到C3时可以再住一晚，养好精神次日早上拆营是可行的，实在不行可以用绳子拖着包下撤会好一点。所有的胡思乱想都在于无法与上下各营取得联系，也暴露了临时组队的一些弱点和不足。
王昕昊是前清华登协成员，对清华登山队严谨的登山计划非常赞赏，那可以说是日本式机械操作，登顶队员和协作队员区别严格，各营物品带上带下都具体指派队员，这种计划只适于队员们长期合作比较熟悉的队伍。他也介绍了自己的登山梦，他这次来攀登慕士塔格只是一种体验，以后不会再玩登山。他说年初我带王磊等几人出去攀冰，他打听到攀登慕士塔格不需要攀冰技术就没有参加，可以说目的非常明确。在大本营开会分组之后，他和王磊、胡杨就分析我的状况并不好，认为从技术上我在队里可算一流，但两个月来的颠簸奔走，体能得不到调整恢复就来登七千多的山，是无法跟上A组的节奏的。在闲聊中可知他看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慕士塔格登山资料，使我想起在大本营时看到的厚厚的一摞打印件。从这一点比较，我在来慕士塔格之前除知道高度和难度不大外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是到乌鲁木齐才决定的这次登山，但也说明自己理论上学习太少，没有把精力放在登山的企划上。
张教授给我的映象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在王队长不在的时候主动担起了全队的重担。在我对他的本位主义表示不满时，他非常诚恳的接受我的意见。新疆工学院是在张教授的大力倡导下才使登山运动开展起来，很不容易获得了院长的首肯，如果这次能够有人成功登顶，他回校后就更容易开展工作。当我和王昕昊对王海角的品质表示不解，例如在各个营地都是饭不做好不起来，如不指派从不主动做任何事，对他人的物品总是随便借，却说登顶后院长会派车来接，让我们把他侍候好以便搭便车，回校后各方面会好过些等等。张教授说王海角是体育部选送的，事先并不知道他的为人，他还给我俩讲了选人的故事：这次登山很多学生都想参加，王海角的母亲打电话找到张教授，希望能让王海角参加这次活动，因为其父母以前是这里的下乡知青，后当赤脚医生走遍这里的各个村落，回城后其父病故，母亲希望儿子能到这个双亲曾经共同工作过的地方看一看。我也被这感人的故事打动了，并对王海角的身事充满同情，他的行为是这一代人的普遍行为，其母亲也一定非常溺爱他。
帐篷外人声噪杂，一支外国队上来了，其中一名女队员哭的很惨，一位男队员抱着她安慰着，我们原以为是累的原故，听听才知道这位女队员见了装在睡袋里被营救下去的瑞士人后，一直是哭着上的C2，并表示不再继续攀登了。广州队的肖MIN上到C2，这是自广州队进山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人，我很高兴在C2能见到又一支中国队，因互不认识，只简单寒喧了几句，他想把帐篷支在我队帐篷和另一帐篷之间不到三米的空雪地上，我告诉他中间有防风绳只能另找地方，他有些悻悻地走到另一帐篷群建营，我想他一定误会了我的意思，只能下山后请VEGA解释一下。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汤老师和陈君武也上到了C2，而且汤老师是直接从C1上到C2，看来这段路上的雪已经不那么厚了。他俩的体力都不是很好，陈君武今年在玉珠峰还出现过严重的高山反应，能够上到C2真不容易，汤老师还带来了原张教授用的那台对讲机，这对于我们是莫大的喜事。
我们立刻与山上联系，回话的是陈骏池，称他们昨天没有攻顶，今天姚伟伦、陈骏池、王铁男三人先后攻顶成功，现正在下撤途中，陈骏池出现胃出血，现在是陈骏池和姚伟伦两人在一起。我顿时来了精神，点火烧水为他们准备冲点喝的。C3上应该还有一台对讲机，可怎么联系都接不上。陈骏池在通话中说半小时的路程他俩一个小时才下来，进帐篷坐下，喝了一点刚冲的果珍，精神很快恢复过来。他俩介绍当天登顶的情况是：三人早八点出发，分别是姚伟伦六小时、陈骏池六个半小时、王铁男七小时登顶。陈骏池在出发时就出现胃出血，仍坚持冲顶后下撤；姚伟伦一边拍照一边等王铁男，然后下撤并追上陈骏池，而王铁男在后面不见踪影，估计有可能留在了C3。王海角和杨立群计划明天冲顶。并说山上食品和燃料都不够，让我们上去时带足。我们为他们的成功而高兴，更增加了自己成功的信心。也谈了我们对拆营的顾虑，他俩表示可以再上来拆C2，而C3如果没有能力就只有放弃了，认为多花几百元钱登上一座七千五以上的山峰多值啊。看我精神很好，都叮嘱陈君武说跟上老马，一定能登上去。临走，姚伟伦将自己剩下的食品留给陈君武，又给我们每人一袋十粒的得力素糖（单糖型能在运动中快速补充能量）。
他俩走后，我们商量对策，由于C3只有三付踏雪板和一顶双人帐篷，决定明天张教授、王昕昊和我上C3，汤老师和陈君武在C2等一天，为互不干扰，今晚汤老师和陈君武去住一旁的法国队帐篷。此事可以说C3的陈骏池和姚伟伦推迟一天下撤，帐篷和踏雪板就出现危机，今天杨立群和王海角没有踏雪板可供冲顶，而C2是我们仨上不去，汤老师和陈君武上到C2就没有住处和睡袋，只能违例去法国队帐篷住一宿，连锁反应本应陈骏池和姚伟伦先下撤以保证原计划顺利实施，主要原因还是通讯不畅，遇到天气变化等因素不能各梯队协调行动。汤老师和陈君武不仅没有带睡袋，也没有带食品，称是下撤的杨立志说食品足够了，由 于时间超过了预定计划，陈君武自带的米饭等也吃完了，由于上次在C1.5时他说自己没有米饭吃不饱，我在做饭时问他怎么办，他说：方便面也可以啦。大家对他从不背与已无关的公用物资很有意见，现在又开始占用原本不多的公有食品。同是香港人，在为全队出力的问题上姚伟伦就作的非常好，C2的这顶帐篷就是他一个人背上来并建的营，在BC我招集大家整理上山用食品时总是姚伟伦走在最前面。我们对C2的食品和燃料进行了清点，发现除压缩饼干较多外，其它食品均所剩无几，而C3也需要食品带上去，汤老师主动让我们尽管带，他可以吃压缩饼干，而在山上只要有方便面基本上没人吃压缩饼干。
不知王队长为什么不下来，高海拔营地应是尽可能少住的。
我们又商量拆营的问题，我建议登顶后撤回C3，养足精神第二天拆营，这样登顶当天就可以天亮出发，减少我前天遇到的头灯和寒冷等问题。他们认为上C3再看情况，能不能到C3都不一定呢。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上到C3。
照例起来后先做饭，前天留下的一袋米饭今天派上了用场，按王昕昊的做法（他曾吃过陈君武的米饭），先烧水倒上一袋方便面和调料，再把速食米粒直接倒进锅里闷一会儿。三 个人饱饱的吃了一顿，这种饱不是任何方便面能补充做到的。
九点钟天已大亮，我们仨没有惊动另一帐篷的汤老师和陈君武，背上背包出发了，由于我的包已在C3，只背了一个保温水壶；他俩也只背了一天的食品和个人衣物，不象我和杨立志上时还有帐篷睡袋等建营物品，所以都是轻装上阵，感觉轻松许多。不知是昨晚下的雪或是风吹来的雪，踩着还是那么深，一开始我也无力全程开路，仨人轮流做先锋，在走到六千三上面的那段较陡的雪坡时，张教授的手套掉了并下滑了五十米，幸好张教授还有另一付备用手套，否则我们中间必须有人下去捡，而一个五十米来回在当时来说是多么不易。再向上仨人体力消耗都很大，走到六千四见到那两个法国人的帐篷，我们本想进去休息一会儿喝点水，谁知竟躺下睡着了。大约一个小时后重新出发，仨人的体力就显明朗。我、张教授、王昕昊仨人之间距离越来越大，犹其是王昕昊，在变化不大的雪坡上行走有时竟看不到他。
突然，前面出现一个人影，我看着象是队长王铁男，向他挥挥手，他看到我，竟然坐了下来，我知道那地方与C3雪坡距离也就一百米左右（非垂直距离），不知道昨天就登顶的他为什么到下午六点才走到这里。慢慢走到他跟前，发现他说话声音有些颤抖，说自己从C3出发已经走了很长时间，而今天王海角和杨立群没能冲顶，他俩明天上，因为他们这几天没有吃什么东西，食品和燃料都有很多。我知道他的体力已近衰竭，认为他现在才下撤天黑前可能赶不到C2，一旦在路上就天黑会非常危险。张教授跟到，我和张教授一同将拆营的想法向队长谈了谈，以备万一无人拆营怎么办，王队长表示迫不得已按装备的价值带走最值钱的。至于今天C3又成了五人共用一个双人帐篷，他说瑞士队下撤送病号后帐篷空着可暂用。王队长可能觉得张教授和王昕昊冲顶没有希望，叮嘱我漫漫雪坡一个人冲顶时极易出现幻觉，一定要小心自我控制。我想他自己一定也经受了幻觉的考验。还说踏雪板下山时感到并不是很 好用，把自己用着的一付踏雪板留给了我们，而后蹒跚地向下走去，但还是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指着雪坡上方王队长留下的脚印，对张教授说不到十步就有一处坐过的雪坑，队长是不愿让我们看出他的严重衰竭下去时没有坐下，还找理由把踏雪板留给了我们。我看张教授精神极好，建议把踏雪板留给被落下较远的王昕昊，等了半个小时，王昕昊才到，他已经精疲力竭，却硬撑着给自己找被落下很远的理由。我们按王队长的做法教他怎么用踏雪板，而后我和张教授继续上路。
走到我们的C3营地，看看表已近下午九点，这里下着小雪，我俩坐在门口休息。杨立群和王海角没想到我们会上来，有气无力的说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只靠喝葡萄糖维持。我看着他俩脸上的灼伤（阳光），呆滞的眼神，心想这种状况还能登顶？我对张教授说杨立群和王海角根本没有能力冲击顶峰，让他俩去住瑞士队帐篷，我们仨在自己的帐篷做饭烧水都方便，总不能在外国队的帐篷生火做饭吧，张教授当心那帐篷里面没有睡袋，我又勉强走过去，那是在雪坡向上三十米的地方，帐篷是TNF的VE25 EXPEDITION，比我们的VE25要长一些，炊事区烧的半锅饭扔在那里，想必当时送病员下山很仓促，看里面一应具全才返回自己的帐篷。（看走了眼，一个睡袋和一件羽绒服被我当成了两个睡袋。）
我们的帐篷门口一片狼籍，我看王海角的靴子被埋在了雪里，便帮他翻出来抖抖雪，方便他一会儿换帐篷，他说这两天人多不知是谁给扔出去的。此时，王昕昊也上来了，我的精神也完全恢复，让张教授和王昕昊都进帐篷，我自己堵在门口先为杨立群和王海角做饭，希望等他们去瑞士队帐篷后再做我们自己的饭，我的两脚伸在门厅下面挡着风雪，身子堵在门洞处，杨立群白天准备的一满锅雪迟迟化不开，听王海角说就十几个小时冲顶明天拼了，但他的长腿不时踢向烧水的锅，我用大腿拦在中间，担心他把好不容易烧化的水踢翻。杨立群明显意识清楚一些，说前天穿简易踏雪板上C3还用了十个小时，而陈骏池和姚伟伦滞留一天导致当晚五人共用一个帐篷和三条睡袋，根本无法睡觉和做饭。昨天姚伟伦、陈骏池、王铁男三人冲顶成功，王队长下撤到C3时已精疲力竭，只好住在C3，这两天他们都没有吃任何东西，只有杨立群烧过几次水冲点葡萄糖喝，王海角还总是踢锅，他说以后再也不登山了，这次也是王队长拉着他来的，因为他毕竟是去年博格达的登顶队员。他明智的表示明天下撤，说自己白天还出帐篷走走，都感到有气无力，王海角已经躺了两天，要喝水都自己坐不起来 ，还想冲顶？！
第一锅水烧好了，他俩表示什么也吃不下，冲点葡萄糖喝就行，我先给他们灌了一壶晚上用，然后在把锅递给王海角时，他好不容易抓着帐篷杆才坐了起来，接锅的手哆嗦着，往嘴里倒竟把锅给弄掉了，还把我的睡袋弄湿一片。我灭了火，让他俩先出去，等他俩走后我们还要做饭和烧明天路上用的饮水。我和杨立群站在帐篷外等着王海角穿衣服、穿靴子，他进进出出爬着站不起来，而我穿的是白天用的TNF冲锋衣，烧水时脚已感觉麻木，而现在在海拔六千七的风雪中站着，全身冻得瑟瑟发抖。王海角居然一个小时也未能穿好靴子爬起来，杨立群冻的不行先去瑞士队帐篷了，此时已经半夜十二点，我和张教授商量，王海角再这么闹腾明天冲顶的计划必然泡汤，因为今天我们三人到C3后滴水未进（张教授只喝到锅里的一口水），即使他现在安静了我们烧水做饭也要到半夜三点，休息不好谈何精力用于登顶。张教授也恨自己带出一个意志薄弱的学生拖大家的后腿，说只好明天休整一天，设法把他俩送下去。现在王海角是动不了了，王昕昊到C3后就躺进帐篷，也没有体力去瑞士队帐篷住，只有我去了。当我到瑞士队帐篷时，杨立群已经躺下，听是我来了，说帐篷内只有一个睡袋，另有一件羽绒服，我自己的羽绒服在包里（四天来已被雪埋了一半）没有取出，要回去取又感到吃力，就提议我穿外国人的羽绒服，杨立群也穿上自己的羽绒服，两人穿齐衣裤把那条睡袋当被子盖。杨立群也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因为那边三人三条睡袋也不可能多一条给我们。我钻进帐篷，脱掉内靴，觉得脚有些麻木，但只有一条睡袋只能两人把脚放进睡袋底部 ，在六千七的高度睡袋当被子盖是无法拉拉链的，也就没敢脱掉袜子。幸好我刚才给他们灌的水杨立群带来了，我当心自己刚才站在风雪中着凉，可以喝点药预防一下。（这段是我脚冻伤的主要原因。）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C3待机。
本想今天上不了可以多睡一会儿，但肚子饿不得不起来。杨立群先出去，我整理好帐篷恢复原状，毕竟是外国队的帐篷。回到自己队的帐篷，杨立群和王海角决定不吃东西直接下 山，杨立群把自己带的一大包药品交给我说：”我下去了，这些也许你们用得着。”并且把自己珍藏的一瓶可乐也交给我，让我替他在顶峰喝掉。
王海角则爬进爬出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小便时勉强站起来又软软地作扫射状跪了下去，在张教授和杨立群的搀扶帮助下仍有一只靴子总也穿不上，当见到我放在一边的那瓶可乐时，抢过就往嘴里灌，但因为已冻成冰块并没能喝到多少。一个多小时后那只靴子才穿好，整理包时把食品抖抖倒在帐篷门口，我想散乱的其它食品也一定是先下去的人同样倒出的，此时找不到自己的雪杖，我从雪底下帮他翻了出来。一些本应立着放的雪杖、踏雪板等都被平放，自然会被雪埋住找不出来。
张教授看着自己的学生狼狈如斯，说应该送他们下去。王昕昊认为是王海角意志薄弱，说杨立群先走让他没有依赖就只有跟着走了，表示自己决不送这种人。我心里也不情愿，一是这种人我看不起，二是第二次送人下山我将再也没有机会登顶（自私）。张教授认为送王海角理所当然是自己的事，他也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学生出事，那怕是冻伤也无法向学校交代。他毅然决然地跟上王海角向山下走去。我可惜张教授以六十高龄上到六千七的C3，而且现在的状况比王昕昊要好得多，明天冲顶的可能可以说很大，但他为人师表的品质和王海角的依赖性迫使他下撤，失去了自己成功登顶的机会。
C3只剩下我和王昕昊两人，我立刻检查刚才被王海角压坏的炉头，如果炉头不能使用，我俩也只能下山，因为饮水和食品都指望这只炉头了。幸好炉头只是支架坏了，修修还能用，先烧一锅方便面垫垫肚子。我对王昕昊说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他们的现象主要是不吃不喝造成的虚脱，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不停的喝水、吃饭，保持体力，并为明天的冲顶做好充分的准备。我还吃了一粒利尿药，并劝王昕昊也开始服用。正午，我到门外收拾装备，我的所有衣物和食品都在包里，包在雪里埋了四天，已使表面冻得僵硬，毕竟红色的包在白天阳光充足时吸引热辐射晒化部分雪，而这部分夜里自然冻成硬冰。我将包里的所有物品递进帐篷，然后翻出一双踏雪板调整到自己高山靴合适的大小，并让王昕昊也出来调整自己的踏雪板，也有利于活动一下身体，但他没有出来。这时一个外国队穿着滑雪板上到C3，在我营和瑞士营之间搭起一个帐篷，其中一个滑雪者问我是中国队吗，然后告诉我们有人出了危险。我和王昕昊都听不明白他说的什么事，几天来的通讯不畅也不指望现在能与山下联系上，只好听天由命，因为留下的这台对讲机这几天已被王海角压在身下使各参数乱七八糟。
我填满一袋雪，开始进帐篷烧水，现在炉子可以放到帐篷内用了，把雪铲垫在炉头下面，利用帐篷一角拉好拉链可以避免风雪的袭击。在C3普通火柴总是点不着GAS炉，幸好王昕昊带了一盒COLEMAN户外专用火柴，解决了关键的点火问题。他到C3后总是昏睡，我当心他出现王海角一样的症状，总是把他叫醒，谈谈我们应该注意和避免的情况，或者喝喝水。我把现有的三个保温水壶都灌满，除两个明天冲顶用外，为半夜饮水也准备一瓶。上午王海角走后我和王昕昊各吃了一枚”台湾香鸡蛋”，是胡杨从北京带来的，后被王昕昊抢上了山，吃后他觉得有些不适，不敢再吃，当心是时间长变质了，刚才我整理包还剩一根火腿肠，正好分而食之，这是我上山以来第二次食肉，带着冰碴象刚从冰箱取出来，美极了；他则躺在一边， 咬一口，就开始打呼噜，我叫醒他，说几句话又咬一口，我看看锅里的雪化了没有，就又听到他的呼噜声，这样吃半根不大的肠他竟睡着了五次。鸡蛋是好东西，他不敢吃正好我吃，又干掉一枚。待我烧好一锅麦片粥两人喝下，他说肚子不适要去上厕所，我说正好出去调调踏雪板。他出去不久就返回帐篷，说有些不妙，主要是走路软绵绵的，上完厕所后站起来也感到东倒西歪，只是症状比王海角要轻一些，我问能行吗，他意识清楚，说各方面都还可以 ，也许是睡的时间太长了，今晚再住一宿看看，明天冲顶的希望不大，感觉不好就自己下山。联想起自己每次刚出帐篷的感觉总是不如走一段时间以后好，也有点软绵绵的，就开导他是我们活动太少的原故。从他昨天上C3的艰辛我已料到他不会去冲顶，明天我如果登顶成功只能自己拍几张照片了。此时我再一次为张教授惋惜，他和我一起冲顶的机率更大一些，早上他就表示，早知道王海角如此不堪重用，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而错误从把王海角替补到A组就开始了。我只能说这是被宠坏的一代人，因为张教授也发现他饭不做好不见人影的懒惰和到处借物的坏习惯。
将自己明天该用的衣物准备好，除羽绒服、羽绒裤、羽绒手套代替原来用的冲锋衣、抓绒裤和GORE-TEX手套。GORE-TEX裤子还得套在羽绒裤外面，因为无论坐跪羽绒裤的防水性都是不足的。一个水壶可以用BD的腰带挂在肩上，将姚伟伦给的得力素糖、杨立群给的西洋参含片和两块POWERBAR装进口袋，还有照相机和准备在山顶换的反转胶卷，头灯和备用电池四枚一并装进口袋，可以说做到了足够的精减和轻装。
只希望明天老天爷给一个好天气。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五。7546米登顶后返回C3。
晚上睡的还不错，只是觉得脚有些痒，估计有点冻伤，看看并没有出现变色等异样，心想坚持到下山再说吧。
起来的时候已经八点，天亮了做任何事都方便。在小小的帐篷里穿衣服是要轮着来的，我先起来在门口穿靴子，王昕昊也跟着起来了，但他的速度极慢，可以说穿衣服也要穿一会休息一会儿。我套上踏雪板，拿好雪杖在门口等他。由于早上起来较晚，不准备做饭了，可以在路上吃POWERBAR，因为九点再不出发我当心登顶受影响或者赶不回来。今天的天气不错，云很少，风也不大，只希望全天不要有太大的变化。早上照例有些冷，我看王昕昊还在穿他的高山靴，知道他今天的状况仍然很差，决定先走，因为我自己如能登顶的话应保证在天黑前返回C3，而在体力差别较大时同行只会双方都拖垮。他说自己试着往前走一点，不行就下撤。
今天出发感觉轻松一些，可能是其它时间都背着沉重的包吧，或者是穿着踏雪板的原因。这踏雪板我也是第一次用，走路时腿要分开一些，踩在雪坡上很浅，最深处大约二十公分，看来这高海拔处的雪更厚，幸好有踏雪板来减轻我的劳累。我记得跟杨立志一起走见到的路旗没有了，走了好远才见到一根路旗，难道当时天黑我走到了这么远？走了不到两百米，右脚踏雪板后部脱落，我转身坐下重新调整，此时尚未看见王昕昊出发，把踏雪板装好后继 续走，不到二十步又脱落，再次坐下调整，发现王昕昊已经开始向上走。谁知装好踏雪板重新走不久，我右脚的高山靴从踏雪板的卡槽中脱出，竟一脚踩进深深的雪里，我对踏雪板有些失望，心想再调一次，如还是掉就将踏雪板插在路边不用了，否则太耽误时间，因为我担心卡槽的滑动螺丝滑了扣，重新使劲紧了紧，穿上后竟不再脱落，看来上帝一直在帮助和考验我。有志者事竞成，此话千古真理。我还是按习惯的节奏，走一段休息一会儿，由于穿着踏雪板，坐下休息不易起来较耽误时间，一般是跪下，手着雪地，大口地喘喘气。休息时可以看到王昕昊走了大约一百米后休息了很长时间，然后返回C3帐篷取东西下撤了。
无休止的漫漫雪坡，前方象是一个扣着的括号，行进中感觉山体两侧越来越窄，括号的弧度也越来越小。路旗是走完一组又见一组，坡度从四十度慢慢变缓。高空风越来越强，回头望时刚走过的脚印不一会就被吹过的浮雪抹平。我从出发就是一粒得力素糖含完了接一粒西洋参含片，交替着补充体能，而当取这些东西时就感到手被吹的生疼。大约走到七千的高度时，一片黑云带来一阵雪花，落在我黑色的羽绒服上能清晰的看到那六角的花瓣。肆虐的高空风吹动雪花漫天飞舞，能见度也一下降的很低，我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大风把黑云送走。今天我一路上都在观察天气的变化，知道没有太大的云团出现，也就不会造成持续的降雪。果然不久雪过天晴，又能清楚的看见前方的路旗。
云去后，太阳高照，肚子也开始有点饿，取出怀里的POWERBAR吃起来，这种食品冻后极硬，我事先特意揣到了内衣口袋里，这样吃起来软一些。由于陈骏池的物资在乌鲁木齐被盗走一部分，POWERBAR只剩下难吃的香蕉口味，此时只能勉强食之。
今天的雪坡单调乏味，连冰缝结构的突兀也见不到一处，幸好我已习惯独自作长时间的拔涉，但在这危机四伏的高山上孤独和恐惧的感觉仍侵袭着我的攀登热情和勇气，并极大的消耗着我的体力，有时甚至想停止攀登，但这想法并不能占上风，因为我想登顶的愿望更为强烈，思想斗争的结果当然是继续攀登。
雪坡越来越缓，白云在蓝天上飘过也感觉越来越近，下午三四点的时间也已比前几位队友多了三个小时，由于没有海拔表，无法知道此时所在的高度，只能通过时间和自己时走时停的速度粗略估计距离山顶不远了，喝一口水，然后把今天背的唯一的水壶插在雪地里，可以说做到了完全的轻装。继续前行，一边憧憬着顶峰的一览众山小的自豪，一边欣赏蓝天上快速掠过的白云，这是远离都市的尘嚣并不为常人能体验的快感。一路上我的心情都很好，原本也想体验一下的杨立志提到的高山幻觉一直没有来到，倒是右侧远方出现了一片碎石砾，我知道山顶到了，但我没有听任何人提到即将到顶峰时有向右的转向，而且前方高处感觉上要比那个碎石坡要高，难道那是副峰的山顶。我仍然向前方高处的路旗走，有一组路旗通向那个碎石坡，而正前方有两处更高的碎石砾，幸好今天能见度高，如走错再走回来会消耗很多的体力。我一直奔着前方的碎石砾走去，此时的雪地已基本水平，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慢慢地走，没有其它如心快蹦出来的感觉，看来这个高度对于我并没有特殊的压力，也许是坡缓和行动慢的原故吧。登顶的激动还是有的，只是与我在北京登上一座小山差不多，对于此时此刻似乎太平静了一些，也许获得的感悟要在以后的生命中才会显现出来。
顶峰处的碎石砾是由于高空风太强烈造成落雪无法停留，我看看四周，这里是一大片足有足球场大的平整的雪地，边缘就是那两处凸起的碎石砾，在我感觉稍高的一处发现一支比路旗大一点的外国国旗，三种颜色但不是法国旗，一定是这两天上来的外国队插上的，因为杨立志曾说过他把唯一一面外国旗扯下换上中国国旗照过相。我想这里一定就是慕士塔格的极顶了，走到跟前，不禁有些心惊，原来正前方（东方）是万丈深渊，也就是说顶峰东侧是一面几千米高八十度的陡直的冰壁，U型谷的对面是一座稍底的雪峰，从刚才我第一次看见的碎石砾那条向右的路可以绕到对面的雪峰去，中间有山脊连接，而那个雪峰向西也是直直的陡壁，与我站立的顶峰形成巨大的U型谷。此时北面公格尔峰被乌云挡住了视线，其它山峰在慕士塔格面前都附首称臣，多数峰顶连雪也没有。这种壮丽在其它时候确实无法体验，这使我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词：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立刻开始拍照，相机里还有前几天杨立志借用剩下的半卷负片，扫一圈后又按计划装上一卷正片。由于相机太小，必须去掉手套操作，幸好是塑料机身，并没有受气温太多的影响，否则我的手指必然冻伤，我是拍两张就把手放进怀里唔一会儿，换胶卷比较费劲，冻得我把手伸进胸口唔了好一阵才缓过来。眼上戴着大雪镜，也不看取景框里画面如何，一通乱扫，给自己拍也只能伸出手把镜头对准自己方向按两下，这时如能有一同伴相互拍照该有多好。甚至想如以摄影为目的在这顶峰住下看日落和日出一定极为壮观。
看看表已下午六点多，冲顶竟用了九个小时，下山会快一些，但也不敢耽搁，心想如有时间和体力绕到对面去看看多好，但时间不等人，成功与否也要看是否安全撤回大本营，只好带着一些遗憾向下撤。下山感觉轻松许多，步子可以迈的很大，踏雪板后扬起高高的雪片，不一会儿就到了我放水壶的地方，将最后一点水一饮而尽，高兴的心情就差哼着小曲向下跑了，但越往后两腿就有些不听使唤，还是得不时的休息一下。见到C3营地，我们的MT24旁有一个人看了我一会，谁还会上到C3来呢，预计应不会有人上来了，王昕昊的下撤使孤独的我只能放弃拆营，本想今晚住下明天尽可能带一点值钱的东西走，将帐篷留给广州队用，一来他们可以减少建C3的劳累，二来我队可以不至放弃建营的物资，看来又有了新的变化。那人等了我一会就钻进了帐篷，我继续向下走，今天奇怪的是，天气奇好，我在上下山的路上却没有见到一支外国队，可能是C3的另两顶外国队帐篷昨晚没有人住，而从C2直接冲顶又没有可能吧。在我走到瑞士队帐篷时，看其帐篷外插着的滑雪板可知他们上来了四个人，有一个人探出身取雪，见到我问登顶没有，我答登顶了，他伸出大拇指表示敬佩，我想这算得了什么，外国队都是成队的登顶，然后滑雪下来，而我们实力太弱，今天只能我一人去冲，实在有些惭愧。
走到我队自己的帐篷，听到的是王磊的声音：”老马怎么还没有下来。”我大着嗓子”嗯” 一声，估计上来的还不只一个人。王磊听到我的声音，立刻打开帐篷门。我很激动原本放弃登山的他能够重新上到C3，再看帐篷里面躺着的是陈君武，得知王磊到塔什库尔干呆了两天后回到大本营，听说C3可能没有人拆营，心痛、不想放弃自己的MT24帐篷，克服自己的心理压力，主动上来拆营。而陈君武是昨天在C2呆了一天，今天王磊要上来，正好有伴就上来试试。我看看表，下午九点，又是整整十二小时。钻进帐篷，王磊开始烧水做饭，让我先休息一会，而陈君武伸出手示意手冻伤了，我看着他发黑的六个长手指和BD的手套，问怎么可能这样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我想起我两次从C2出发，因为清晨气温低，手指总是需要不停的揉动以防止冻僵，当时就是用的与他类似的分指手套，待午后气温升高，双手就不再有冻伤等担心了。想必他在寒冷情况下没有采取活动的措施，导致肢体末梢供血不足造成的。王磊还介绍了王队长和王海角的情况。原来王队长那天下撤到C2时天已经黑了，而距离我队帐篷只有三十米的地方有一个近三米深的大冰槽（大冰裂缝填上雪所形成），他掉下去后大叫没有人应，又找不到自己的头灯，不敢乱动，只好在冰雪中困了一夜，幸好他经验丰富，一直活动了一晚上，才没有造成冻伤等危害。而王海角在张教授的陪伴下，是张教授走他就走，张教授看他一眼他就坐下不起来。当两位正在攀登准备去建C3的斯洛文尼亚滑雪者 注意到王海角的情况，毅然放弃建C3的计划，把他背到了C2，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登山无国界的互助精神。由于他的原因，上到六千四的汤老师也被张教授拉着送他撤回C2。难怪昨天那外国人说有人出事了，而昨天没有人上来，又无法与C2联系，还以为不会再有人上来了，对拆C3也就力不从心。
王磊还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就是王队长决定今天拆掉C2，下面的营就不知道了。我对此非常不理解，山上还有未撤的队员，山下的营地拆了，如果一天回不到BC怎么办，去住外国队的帐篷？！心想明天必须下撤，否则说不定队伍走了都有可能（这消息弄得我晚上都有些寝食不安）。王磊认为自己今天状态不错，加上我也能独自登顶归来，他决定明天试着冲一下顶。陈君武明早赶紧下撤，我再等王磊一天，一起拆营下撤。我们商量为了拆营的全面性，陈君武最好带走一条睡袋，我和王磊背其它物资可能就容易些，陈君武也答应了，我都为他在关键时刻能承担一份义务感到吃惊，因为他一贯是不背个人物品以外的东西的。
今天确实比较累，尤其是两条腿，早早休息吧。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拆C3后下撤C1。
王磊天刚亮就起来了，站在帐篷门外让我逐项递给他水壶、帽子和我的羽绒手套，最后竟还有一只长毛绒狗，不知是不是一定要随身携带的信物。陈君武今天下撤，仍躺着不着急。我要等王磊，今天能不能走都不一定，更不用着急，便接着睡去。陈君武不知道干什么，老弄得帐篷壁上的霜向雪片似的往下掉，使我头脸不时的透心凉，只好用睡袋和衣服捂住头部，继续睡去。昏睡中不知为什么他在帐篷外拍打帐篷，我只得捂的更严，待我一觉醒来时，艳阳高照，陈君武已经离去，我看看三个睡袋一个不少，应该怨我没有帮他装好背包吧。我还在为山下没有接应营当心，起来烧点水，然后把我的睡袋先塞好，因为即使今天不 走也多出一个睡袋，而在这种高度塞一个睡袋也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能提前作一点准备就先做一点。到帐篷外看看，天气不错，昨晚的雪又把一些散乱的东西埋住了，看看山上，更想见到王磊的身影。
回帐篷躺下，独自等人的滋味很难熬，也不敢胡思乱想，还是睡吧。
王磊回来时才三点多钟，估计没能登顶，但看着又不是很累的样子。进帐篷休息一会儿，他说一开始跟在瑞士队的后面走，后来想喝水却打不开水壶（借的陈骏池的大水壶），这样就被瑞士队落下了，自己走了一段，山上老是有云，压的很低，看不清路旗，一个人又有些害怕，在登到大约七千一左右时决定放弃登顶并开始下撤。我想他原本登顶愿望不甚强烈，在第一次放弃下撤的情况下，又战胜自我，重新登达七千一的高度实属不易。本来登山更多的是挑战自我，大自然仅仅是给我们登山者提供一处场所并施以不同的自然力用以考验我们而已。在这样的挑战中他可以算是收获最大的，他现在才二十多岁，相信经过这次考验后以后的登山会比我们老道一些。
我问他状态如何，今天能不能下撤，他表示体力不错今天明天都可以。我说不知道C1是否被拆，夜长梦多，乘现在还早还是下撤的好。于是收拾装包，先喘着粗气塞好睡袋，然后开始拆帐篷，谁知这几天风雪使除门以外的三面被雪埋了三十公分以上，而当时我和杨立志打下的雪钉（姚伟伦在香港自制的合金铝半圆形雪钉）现在被冻结在冰里，极努力也拔不出来，干脆用雪铲挖到雪钉顶部，只取下防风绳，然后两人在大风中全力把帐篷卷起来装好。最后是除个人装备外我背两个睡袋、两张防潮垫、一只炉头，并穿上一双踏雪板；王磊背一个帐篷、一个睡袋、一张防潮垫，踏雪板他不愿穿也背上了，由于这些都是各自原背包以外的物品，虽然食品取出吃掉或扔掉了，但两个背包还是被塞的满满的，几乎所有外挂也都用上了。走时除被大雪埋掉的物品外，我俩忍痛扔掉了一个锅（太占地方）、一只雪铲、未吃的食品和未用的药品；数数竟有三个尿壶，看来大家对高营的不方便都有了准备。还有一个可能是王海角的包，装有一件毛衣，因为公用物品都背不走，个人物品我们也没有义务和能力管得了啦。我们本想挖一个深坑将垃圾和丢弃物埋上，挖了挖感觉太费劲，只好浅浅地将所有不带的东西埋上。这是不符合登山道德的行为，我们也是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做此下策，如果计划周到一些，如果能有三个人，我想这些东西还是可以带下去的。
离开C3营地，两人是走一段就停下喘喘气，我虽然与王磊比是以逸待劳，但也没有优势，毕竟我俩都背着沉重的包。在那天遇王队长的地方，遇到两个外国人放下东西准备向下滑，我俩告诉他们C3不远了就继续下撤，但还是看到他们超过我俩向下滑去，我想外国人也有未到目的地就下撤的，因为所有登山者来登山都是对自己能力的挑战，当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变通一下是非常正常的，登山不应该做超出自己能力太多的事，命令和强迫都是徒劳的，也就是说我的心态变化和王磊的反复都极为正常。好象是为自己的一些行为找到了托词，迈步也感到轻松起来，还有海拔下降的原因吧。
将近六千三，坡度陡了一些，着地时脚尖感觉越来越痛，心想也许是踏雪板不适合象我这样直直地下行，再往下就是C2营地，之前将有一段更陡的雪坡，我不愿走之字形横切，就脱掉踏雪板挂到包上，没想到本不太重的踏雪板背上身感觉如此沉重，且不久就滑下来碰撞我的脚跟，走起路来也就慢了许多。跨过那个冰裂缝，王磊强烈要求休息一会儿，我说坚持到我们的营址吧，虽然帐篷没有了，也许在扔掉了的东西里能找到我不愿带上C3的瑞士军刀等小物品。到了那片雪地，我俩放下包坐下，长长舒一口气，我一边喝着水一边环顾这住过三宿的营地，没能找到掩埋丢弃物的地方，只好重新捆好踏雪板继续下撤，没走多远，踏雪板又滑到背包底部碰我的脚跟，在王磊的帮助下又改变方式重新捆好方才上路，此后踏雪板才不再骚扰我。
在到我第一次冲击C2遇雪的地方时往正下方看，是通往A组第一次冲C2时姚伟伦试图攀冰上的那条路，该路线绕过了C1.5营地，路上有一座雪桥架于一条三四米的大冰沟上，看着很漂亮，但危险也就摆在面前，在登山运动中捷径往往伴随着危险的存在。
到C1.5营地上面的转弯处前，竟听到从C1.5方向传来说话声，猜不出会是谁留在山上，当看到在我俩的大喊声中走出的广东队队员时，我俩高兴地从四五十度的雪坡往下冲，雪很厚，外层冻硬了，我有一脚踩下去没及大腿，并被硬雪卡住难以自拔，最后竟使出全力破冰而出。该营出来的是广东队的肖MIN、海波和欧阳卉，其中只有欧阳卉是新浪网山野论坛共事和以前见过外，另两位尚不认识，但他们也非常热情，听口气从欧阳卉处也对我有了一点了解。听他们说，昨天王队长一人拆的C2，东西是拖下来的，部分东西留在这里，背了一部分去C1。我说现在只关心我那条GORE-TEX的睡袋套，那可是两千块钱的装备。肖MIN从帐篷里帮我找出来，并帮我塞在背包顶部。王磊看天快黑了，催我赶紧下山，与广东队队员告别，在他们的目送下匆匆离去。
往下是走在冻硬的雪路上，在那必经的雪槽里有一条明显的冰裂缝横于路上，翻雪槽后紧接着就是那令我刻骨铭心的三道雪坎，前两道坡缓顺利走了过去，第三道就是设有路绳的三四米陡坡，冰已冻的很亮，我和王磊商量还是穿上冰爪吧，他说边上有路可以绕下去，不能穿冰爪浪费时间，我俩绕到左边坡稍缓的地方，我使劲跺着冰向右横切，他往前走到更缓的地方向下走，还是不慎滑下了雪槽，幸好这个雪槽不深，他也只滑了两米，这使我更小心的慢慢走下雪槽。我俩走到原路线上，看着出雪槽方向冻硬的冰坡，都自觉的停下来穿上冰爪，但此时还是没有想到后面道路艰难的严重程度。
我是七月十三日建C1.5后就再没有走这条路段，当时走两次都是没及膝盖的新雪，现在这段雪坡都结成了亮亮的冰，可能是这段时间C2以下没有降雪的原故，难怪张教授和汤老师都能从C1较轻松的直接上升到C2，因为上坡时穿着冰爪能省很多的力量。而下坡就不一样了，速度太快或稍不小心极易出现滑坠，在C1以上是一段三四百米约三四十度的长坡，滑坠的结果是不言而预的。我俩此时都是一对雪杖，我的冰镐一直留在C1，出现滑坠是无法做自我保护的，而此时天也渐渐暗了下来，我们还得迅速下撤，在没有冰镐和结组绳的情况下，只有单兵作战，听天由命了。我对王磊讲了一遍冰缓坡下行要领，主要是一定要使劲跺脚，让冰爪发挥作用，身体重心稍后，放慢速度一步一个脚印的下撤。
在我们下撤的冰坡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冰裂缝，只是全都被雪填住了，填雪也都冻上并与裂缝融合，我直直的向C1方向走，王磊同我走了一半后从右侧走之字形绕去了，他说原来只是雪变的薄一些，不是这样的亮冰，有雪总是相对的防滑，现在总是有些心虚。我向下又走了一段，感觉脚越来越痛，肩上的包也越来越沉，突发奇想，如果手里是只冰镐，可以做好准备后向下滑，在适当时刻压镐制动，这样可以省去许多的力气，反正此时的冰是雪冻的冰，不象蓝冰那样坚硬。
我和王磊几乎前后脚到达C1营地，这里已成碎石坡，向下到ABC原有的雪都不复存在，难怪都说山上化雪形成的涧水冲了好几次大本营呢。营地右上方原来的雪坡化后露出大而黑的碎石沟，在昏暗中显得有些狰狞。我们队的三顶帐篷平躺在裸露的碎石上，王磊决定摸黑下撤，我认为明天还要上来拆C1，没必要撤到BC，何况摸黑走不安全，我的备用头灯电池当时留在C2，此时不可能摸黑下撤。他进帐篷找出普通登山鞋换上，我帮他从他包里取出头灯，这时一个刚才看到我们下山的外国人为我们端来一杯热茶，我真为他的那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所感动。
王磊在我摸黑小心的提醒声中空身远去，我钻进帐篷，原本可住四个人的帐篷现在只剩我一人，不禁有些凄凉。帐篷里零乱的放着从C2撤下还没有装包的内外帐等，我看有睡袋在里边，从自己包上取下两层防潮垫铺好，然后点着火烧水做饭，找了找没有方便面，只有麦片粥和压缩饼干，由于附近没有雪，幸好我的水壶里还有半壶可用，否则只有再出去挖冰烧水。于是决定将水壶里的水重新烧开后冲果珍喝，这样吃一点压缩饼干即可充饥，没想到乱翻中竟找到半袋日本泡菜，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填进肚子，压缩饼干是我进山后第一次吃，也觉得美味非常。
帐篷外下起了雪，我躺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盖的是一条乌鲁木齐市登协订制的号称两公斤绒的睡袋，感觉薄薄的有些冷，毕竟价廉就不会物美，又不想出去取自己的睡袋，勉强熬一宿吧。
七月二十五日，星期日。回到BC。
醒来时天已大亮，外面还在下着雪，我很高兴不用去很远取冰了，先探出身子在帐篷边取些雪，烧水冲点果珍再说，此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喝水。在烧第二锅时，陈骏池上到C1，说他和杨立群一早出发上山去拆C1.5，可能汤老师和杨立志、王昕昊晚一些带五个牧民上来拆C1，然后等他俩下来将所有物品装进驮袋由牧民背到ABC，那里另有八个人带着驴接应。并说中国队（我队）下山的队员都是歪歪邪邪的，让大本营的外国人看着很奇怪。周岚和胡杨已经离队分别返京和乌鲁木齐，陈君武手冻伤严重已先行去喀什治疗，姚伟伦犯了痔疮，王海角到大本营后还有些不太清醒，这五个上山拆营的人都是好不容易派出的。还说到大本营昨天杀了一只羊，我创下离开大本营十三天的慕士塔格记录，赶紧下山就可以补一补。这样谈了半个多小时，杨立群才上来，从他的体力看也是迫不得已才上来的。
杨立群带着对讲机，赶紧向大本营汇报我的情况，我说一切正常，没什么不适的情况。张教授问C3的对讲机知不知道下落，说王磊不清楚。我听出张教授很着急，告诉他是王磊最后清理C3的帐篷，如果他不知道一定还在帐篷里面。这次登山工学院可以说没能完成计划， 如果再丢一只对讲机那么张教授回去无法交代，总不能用他每月一千多一点的收入去买一只吧。我记得这只不能用的对讲机是放在帐篷的边袋里，象这种贵重的物品我们是不会扔掉的。陈骏池和杨立群喝了一点果珍就走了，走时让我最好等人上来拆完营一起走。我闲着没事，决定出去找一找我留在C1的东西，昨晚看到的碎石坡已被眼前的白雪覆盖，我用陈骏池的冰镐把我到过的两个帐篷边翻了个遍，翻出几根雪锥，没能找到我的冰镐，而我的一个锅被扔在方便面箱作的垃圾盒中，有大半锅象八宝粥的东西冻在里面，我帐篷内外找齐了除C3扔掉的大锅外的两套锅，又烧了两次水好不容易把各锅洗干净装入套袋。而我放在C2的小塑料袋和C1的安全带等小物品没有找到，其中安全带在C1.5时见张教授穿着，估计另放什么地方了。我此时没找到的物品少说也是两三千的价值，我们是业余登山者，如果登一次山就少一些装备，心里也必然着急。
等了许久，还是不见有人上来，心里想着山下大本营的羊肉，似乎闻到了清炖羊肉的香味。手表刚才还给了陈骏池，不知时间心里更急，决定不等拆营自己先下山。虽然今天会有牧民来帮忙驮运装备，想想有始有终还是自己把包背下去，原外挂的踏雪板和防潮垫留在C1，我背上包就开始下，雪还下着，原有的路旗一面也见不到，想必是原来的雪化后路旗倒了或吹跑了，只好按大致的方向往下走。由于雪很薄，脚走在乱石路上竟有些不适应，也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才到ABC，再往下基本没有积雪，我取出留在这里的皮鞋换下笨重的高山靴，换袜子时才发现脚有些肿痛，但尚未变色；这几天穿高山靴也习惯了，并没有感到过多的痛苦，而现在换上皮鞋，稍肿的双脚受到压迫，刚站起时竟象学步的小儿，感到走路都不会了，何况此时的路尽是碎石呢。
刚要出发，汤老师走到跟前，说早上听说我在C1一切正常后，队长就没有安排脚还未痊愈的杨立志上山，而王昕昊被落在后面远远的看不见。我又和他聊了一阵等王昕昊，很长时间仍不见人影，我们只好分头出发，我以当时的状态自然无法再上C1帮着拆帐篷，如果敲定我一定会留在C1等待的，而此时汤老师对此有些不满。
往下走了一段才见到王昕昊，他以极慢的速度艰难的走着。他说没想到现在上C1都这么艰苦，但还是坚持向上走去。我想在C3时王海角应该是与那拖下去的瑞士人一样是高山脑水肿，这一点是在王昕昊那天出现类似表现时想到的，也就是说王海角当时并不全是意志薄弱，而自己那天没有同张教授一起去送他下撤则是自己太自私。再往下是牧民和驴队上来了， 他们走的很轻松，想必是晚出发很长时间。
我下山也是步履维艰，每一步都感到双脚受到来自四周的压力，象施与紧箍咒一样。想起第一次上C1，我下山几乎是跑着超过其它队员，第三个到达大本营，而现在三位年老的外国人竟轻松地超过了我，而且很快就把我落下很远。
眼见着下方我队的大本营，真想插上翅膀飞回去，但双脚的胀痛着实让我诅丧。环顾四周，原本不经意的小草都开着粉、白、紫的花儿，旱獭居然成群的在山坡上跳跃，也有一些远远地向我观望，许是认为我这闯入者占领了它们的领地。这些也使我的心情增添了许多生机，雪中度过的十三天已成过去，我又可以回到登山队这个临时的大家庭，回到离开已七十多天的北京的家。想到这些，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连日的疲劳感顿然消失，背在肩上越来越沉的大背包也轻松了许多。
我照例从大本营后山的碎石沟抄近路，走碎石区可以使脚后部着力，而常规的小路因为有下坡的角度更使脚指头疼痛难忍，刚才走过的那些路可以说是拖着脚走的，还尽量侧着脚使受力转移。这个碎石沟是山上化雪的水冲碛而成，此时还有化雪形成的小溪，我有些口渴，更是这再次见到的清亮的雪水带来无尽的亲切感使我忍不住扒在石头上喝上一口，即使不远就是我队的帐篷。
我站起来刚走了几步，就见杨立志走出炊事帐篷并发现了我，他大声喊着在广东队处聊天的王队长，说我回来了，一边向我这边走来。此时我的鼻子酸酸的，走了几步眼泪还是忍不住夺框而出，当我走到平地时，杨立志、王队长和王磊都迎了上来，我激动的和最先上来的杨立志擁抱在一起，虽然几天前彼此还在一起，但此时相逢仿佛有一种重回人间的感受。王磊从我肩上接过包，杨立志扶着我走向炊事帐篷，刚从炊事帐篷里出来的吴新刚端着一碗热茶递给我，我接过来坐在帐篷边的大石头上，哽咽的感觉平息了一些，和他们聊着山上的情况，说自己的脚可能冻伤，王队长听了立刻蹲下解我的鞋带，吴新刚也蹲下脱我另一只鞋。脱下袜子发现两只发肿的脚前部在皮鞋里挤压的有些变形，犹其脚拇指指甲感觉已经与指头分离，压一压里边有水，听他们说杨立志下山后去塔什库尔干治冻伤，被医生用刀把脚指头割开放的水；我想明后天就要返回喀什，气温很快就会升高，如果割开后感染发炎会更麻烦，何况我的脚指头尚未变色，压一压还有麻的感觉，心想并无大碍，只是皮鞋一时是穿不上了，好在我有溯溪的凉鞋可以换上，冷一点总比痛苦难受强。
我正奇怪张教授怎么没有见到，就听得张教授说饭好了，原来他在听说我下来后就开始下面条，并特意做了一个羊肉片炒西葫芦。端给我的时候说先垫垫肚子，昨天杀了一只羊，特意为我留了两条羊腿。我很感动，张教授在队里年龄最大，可后勤的工作做的最多，而年龄小的象王海角却四处溜哒，从不主动分担一点内务。我吃的很慢，一边吃一边和队友们聊，才知道王队长在离C2营地不远的一处冰槽冻了一宿、王海角下撤时被斯洛文尼亚队员救回、大本营多次被山上化雪形成的山洪袭击而引得金指导带人来救援等等的故事，现在营地里都是老弱病残的队员，我才理解王队长为什么急着拆C2的原故，他要不拆可能也没有人能再上到C2，而且他是一个人拆掉C2，并把所有东西拖到C1.5，放下部分东西后仍把帐篷拖到了C1。我上C3为减轻负重留在C2的瑞士军刀、笔记本等小物品也都带到了C1。
新疆登协的金指导昨天去喀什接外国登山队，周岚要赶回乌鲁木齐上班，胡杨放弃登山说去环游新疆，也都跟着金指导去往喀什了。广东队是在邹兴路教练的带领下十五号到达大本营，在大本营的炊事铁皮房后搭了两顶硕大的帐篷，并支起了一根十米左右的天线，原来邹教练还是新疆无线电队的教练，通过这个电台可以方便的与喀什和乌鲁木齐的电台联系，他已经向乌鲁木齐张玉芳大姐报了信，说我队已有五人成功登顶，在他过来向王队长报告接通的消息时，我跟他聊了起来，原来他就是六一年去过友谊峰的三个登山队员之一，当时在攀登到距友谊峰峰顶仅五十米左右时遇到一条无法逾越的大裂谷，只得放弃登顶撤了下来。我们聊起我不到一个月前的友谊峰之行和王振华、刘大义等老教练，他都很熟，这样关系似乎近了许多，他又给我讲了几个六十年代中国登山队登珠峰和希夏邦马的故事，也感受到了当年登山环境的残酷和装备的落后。
时间过得真快，拆营的陈骏池第一个回到大本营，驴队还在后面，汤老师负责押队。陈骏池说他和杨立群上到C1.5时广东队三名队员除肖MIN另搭一帐篷外，刘海波和欧阳卉还在我队帐篷里，他俩告诉他们我们要拆营和我队有羊肉吃，海波和欧阳也就跟着下了山；在他俩拆完营下到C1时，正好汤老师刚到，于是一同拆掉C1的三个帐篷，由跟上来的当地驮工背到ABC，再装上驴驮下山，在他们拆完C1时王昕昊终于极艰难地爬了上来，看来他已经累到了极限。
驴队终于在大家的盼望中下来了，我们都很关心自己的物品是否丢失，很快就把所有的包打开，各自取走自己的东西，我最终还是没能找到那支心爱的长冰镐，看来山上并不象想象中那么安全，但其它人在C1并没有丢失东西。陈骏池的两根雪锥在C2丢了，我估计是英国队拿走的，他们丢了两根雪锥，在我和杨立群上C2那天遇到英国队，回答他们我们拾到一支，用在C1.5了，在C2时，他们留下几件物品在我们帐篷外托我们看管，一旁就有陈骏池那两支相同型号的雪锥。
天渐渐黑了下来，大家顾不上晾晒的睡袋、帐篷等物，都跑到炊事帐篷去聊天，我和张教授聊的兴起，竟不知天黑在帐外站的很晚，我对在C3没有陪张教授送王海角下山表示道歉，即使当时我还不认为他是高山反应的表现；我们海阔天空聊了很多，从目前中国登山现状到学校开展登山项目，还有通过网络了解登山资讯等等。当我们冻的也要躲进炊事帐篷时，发现两个晾着没收的睡袋已经被降霜结了一层冰壳。
今天我很兴奋，大家也一样，今天的拆营可以说是全队攀登慕士塔格峰活动宣告结束，我队最终以五人成功登顶，这在民间登山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虽然北大、清华都有人登上去，但那是组织严密、训练集中的两支队伍，而我们是一群在二十几天前才集合起来的队伍，以前多不相识，在技术、装备和人员的基本素质均不了解的情况下，依靠我们的共同努力，在全队未出现重大伤亡的前提下，圆满地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这当然要感谢王队长、张教授、张大姐、周岚大夫等在前期所做的巨大努力，是他们为全队的成功铺设了道路。
小结：
这次成功登顶慕士塔格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由于民间登山活动并不普及，也得不到社会的广泛支持，经费的短缺造成严重地通讯不畅，几乎导致重大事故。如C3两次出现五人只有一顶两人帐篷的情况，还有王队长遇险时如有对讲机，距离仅五十米的C2营地即可救他回营等等。在技术方面，除A、B两组第一次上到C1.5以外，其他时间均未结组，除C1有两根结组绳外，其它各营均无结组条件。在管理方面，攀登和拆营计划问题受临时组建的影响似乎可以理解，但人员的高山适应问题还是有待商榷；以及严重的本位主义导致王海角等出现险情。乌鲁木齐部分队员的安全意识也较为淡漠，甚至连最基本的常识也不懂，也没有互相检查监督的机制，我看他们组队前的挑选主要看重的是体能方面，攀登如此高大山峰竟有人着单衣裤？我们庆幸这是在攀登难度较低的慕士塔格，如果相同的问题出现在高难度级山峰，可能组织方面会更完善些吧。食品方面，难以照顾全面，但出现连乌鲁木齐本地队员也不吃、最后送人的三百个馕，还有只动过一次的两箱大肉罐头等等也是对开支和人力的浪费。踏雪板的购买是队长为全队取得最后成功做的最重要决断，除杨立志事先登顶外，王队长、陈骏池、姚伟伦三人从C1开始、我从C3开始使用踏雪板直到登顶成功，可以说踏雪板为我们的登顶省下了足够的精力和给与了足够的信心。适应方面也是如此，原计划A组近似阿尔卑斯方式的攀登在实际操作中未以实现，除杨立志外，姚伟伦、陈骏池到C2后下撤C1取踏雪板，我送杨立志从C3下到C2，都正好起到了适应高度的作用，而王队长在C2以前都是采用锯齿式攀登，适应的更好。所以除王队长在山顶出现类似杨立志的高山幻觉外，另三人在山顶均表现正常（陈的胃出血另有原因）。医疗方面有周岚临阵也给大家吃了定心丸；王队长在出现不适的情况下，调整后顽强拼搏取得成功，又在遭遇失足时，以他丰富的经验未造成伤情，为全队的安全成功划上了句号。
在登顶队员中，除杨立志比较年轻，是靠自己积蓄一年的拼劲近乎莽撞完成登顶外，其它五人年龄较大（包括到C3的张教授），也说明他们在心理上相对成熟，有较强的自制和处事能力。年轻队员也在锻炼中走向成熟，如王磊调整心境，主动承担了拆C3的任务，并在尝试独自冲顶途中遇天气变化果断下撤等等。
我自己在这次攀登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尤其在高山病方面，以前自己也上过六千米以上的高度，自以为没有高原反应，但在这次行动中，对自己、对他人的症状和解决方式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是吃一堑，长一智所必须积累的。在心理方面，我似乎异常平静，我想要说感悟到什么，应该在此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在那圣洁的环境中生活的十几天里，心更趋于空灵。现在心里最为惭愧的是当时没能送王海角下C3，当时的想法确实是此一去这次将再也没有机会登顶了，这种自私的登顶观幸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还有一进山对向金指导了解的慕士塔格登山情况没能仔细的分析，金指导所说的各营攀登时间是外国队的综合统计数字，他们都穿有滑雪板或踏雪板，而我们的装备相对落后，对实际攀登中时间拉的太长没有心理准备，导致我对第一次冲顶也失去了信心。
这次乌鲁木齐登协组织策划了这次登山活动，并在准备工作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试想如果没有他们的策划组织和方便的公共关系，我们外地队员不可能以如此低的费用攀登此山峰，在近几年也不会以较小的规模攀登此山峰。首先我就是在偶然的机会参与进来并取得成功。反之，以乌鲁木齐当地队员的装备和人员素质看，外地队员的加盟正好得到补偿，比如除大本营外山上四个营地只有C1有一顶王队长提供的帐篷，其它五顶都是外地队员所提供。外地队员在计划与实施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没有外地队员的共同努力乌鲁木齐队员登顶的希望几近渺茫。可以说这次登山活动在组织和交流合作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我想这也是未来民间登山运动在攀登高大山峰时一个可借鉴的方式。
两名香港队员是以广东队员身份参加的，主要担心进山许可和收费问题，所以在金指导来我队营地时都尽可能回避，否则姚伟伦如能直接与金指导交谈也许会有他的建设性意见。关于广东队和我队其它队员发生的事情，有些只是听说，不便在这里详细写出来，因为记实的东西要保持其真实性，否则就变成创作了。如有对文中设及人的不恭敬，请相信我并无恶意。
后记：
七月二十六日，全队休整一天，大家清理、晾晒自己的装备，我跑去和广东队的刘海波聊天，我们以前在网上见过，但没有接触，现在终于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他们的大本营是两个大帐篷互相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套间，这么绝的主意当然是周兴路教练的经验，周教练的电台更棒，十多米的天线立在铁皮房的旁边，下面有一个手摇发电机，可以与喀什、乌鲁木齐甚至附近的中亚国家取得联系，只要你有类似的电台即可。当晚广州队的肖MIN和梁崴也撤回大本营，其中梁崴竟三天没有吃东西，他明天将随我队回喀什治疗。我队除为高山准备的食品外大本营的食品竟剩下了一多半，最后都送给了基地的炊事员或个别老乡。
七月二十七日，队伍撤离慕士塔格登山大本营，队员大多骑驴下山，我也不例外。广东队的欧阳卉和梁崴也一同前往喀什。在苏巴什等到下午五点，原定接我们的车还没有来，只好拦了两辆车分别拉人和行李，但走到卡拉库里湖时遇到了来接我们的车，短短的十公里路那两辆车要了回喀什的全价共八百元。晚上到喀什住交通宾馆，睡前又到上次去的夜市暴撮一顿。在宾馆洗澡时竟感觉胳膊腿细了好多，洗完澡后剪脚指甲，有两个指甲流出了很多积水，其它指甲当心天热发炎没敢再踫。
七月二十八日，队伍在喀什休整，队长告诉我交这次登山活动费2000元，是因为我和陈骏池是自己赶到苏巴什的。参加这样大型登山活动起始乌鲁木齐市算才收费2500元，这在任何国家都可以说是少见的，而交这点费用对乌鲁木齐队员来说却是几年积攒起来的。中午请多次帮助我们的喀什六运司领导吃饭。下午去测了一下体重，比进山以前降低了五公斤。部分队友去巴扎集市，我几年前专程去过更热闹的星期五的巴扎，便没有再去。在宾馆给北京的公司经理打了电话，他在知道是我后第一个感觉是我还活着，而后就是让我赶紧回去，离京达两个多月的我对回京后不抱什么好的希望，但公司将怎么处置我仍然令我心事重重。而后就是等着再去夜市。
七月二十九日，队伍离开喀什，乘的是六运司提供的一辆卧铺汽车，躺着非常舒服，但吃饭仍然被司机拉到了他熟悉的饭馆，这种地方一般对司机招待极好，而对乘客是刀摸的极快。
七月三十日，中午仍然吃的极差，大家和王队长商量下午到乌鲁木齐前好好吃一顿，于是在车路过新疆名吃大盘鸡发源地柴窝堡时停下，全队竟吃了七盘鸡，似乎队员们都露出了狼的本性。汽车在路过托克逊时车内温度超过了四十摄氏度，我是将棉被挂起当窗帘来躲过日晒和热辐射的。当晚到达乌鲁木齐，住红山宾馆。
七月三十一日，除了吃还是吃，下午乌鲁木齐登协在一自助餐厅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宣读了各方面的贺词，还给我们所有队员颁发了登高证书；在电视台的采访中我表达了对乌鲁木齐登协的感激之情，认为他们组织这样的登山队之不易，但也指出了登山过程中通讯不畅等严重问题。
八月一日，友谊峰之行的部分队友去当时的队员马玉山的庄园宰羊、摘瓜，多数去者都喝醉了，此行将西北人的豪爽充分表现出来。
八月二日，原定今天的联航班机不售散客机票，我只得多出一千元乘坐新疆航空公司的航班，英刚知道我已拮据，为我出了近五百元。在机场为托运我的装备花去四百多，在到达北京时幸好妻子带我原越野车队的朋友来接，否则连打的回家的钱也不够了。
八月三日去单位报到，用一周的时间写检查，然后撤职调离原工作岗位，结果是不再有周末的休息日，工资降了近一千元。待遇是次要的，每周末开车到郊外放松、训练的时间失去了，有所得必有所失，我认为这两个多月的旅行还是值得的。几天后脚趾消肿，一个月后脚趾指甲开始脱落，又过了一个月脚趾指甲陆续脱光。
1999年慕士塔格峰登山报告详细内容：
独行马报告一
独行马报告山友评论
杨立志报告
mudplayer报告
中国病人报告
广州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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