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难与安全——2000年玉珠峰山难——当事人报告二

二000年北京凯图（K2）登山队玉珠峰南坡登山报告书
刘雪鹏
23:56:04 6月12日
今年五一期间，我队八名队员和一名临时队员在攀登青海省玉珠峰的过程中遭遇特大暴风雪，致使两名队员遇难，一名队员严重冻伤。山难的发生，除了自然因素外，也有人为的因素在内，这使得我们在这次登山中为初学者构筑的安全框架完全崩溃。
登山前的准备
从99年秋天开始，我们便计划今年五一组织玉珠峰的攀登，当时先在身边的几个圈子里招人。今年二月份，我们开始了正式的报名工作，在此之前已定下了老高、海亮、阿宾。出发前一个月，我们确定了参加活动的最后八个人，每个人都喜好和经常参加户外运动。
这是我们第一次带这么多人出远门，所以从各方面都准备的很充分，无论是个人装备还是公用装备我们都配到了专业水平。四月份我来时探明了进山的路线，联系好了宾馆和车辆,确定了采购食品的地方，也解决了饮用水的问题。
公用装备表
装备名称品牌数量备注
高山靴SCARPA（意大利）四双其余由个人准备
高山帐TNF的VE-25和MONTAIN-24，VANGO三顶
营地帐台湾产十二人帐一顶
冰爪CAMP的GREEN-ICE四副其余由个人准备
冰镐进口六根其余由个人准备
安全带BEAL（法国）五条其余由个人准备
铁锁CAMP，BD，SIMOND，KOMG十个
冰锥CAMP四根
炉头韩国三个
汽油炉英国一个
气罐韩国三个
对讲机美国一对五公里
结组绳奥地利，8.5MM，30米一根
海拔表SUNTO一块9000米
地质罗盘哈尔滨一块
等高图一张1：100000
望远镜中国，俄罗斯三个八倍
登山计划表
5月3日15:10北京西——兰州，K75次列车
5月4日17:22兰州——格尔木，207次列车
5月5日12:30格尔木
5月6日8:00开始进山
5月7日大本营适应
5月8日大本营适应
5月9日大本营适应并运输部分高山装备
5月10日建C1营地（5600米）
5月11日7:00出发登顶并于下午16:00返回C1,当天撤到大本营
5月12日中午开始返回格尔木
5月13日15:38格尔木——西宁208次车
5月14日9:38西宁——北京西116次车
5月15日18:18北京西
登山过程
大本营五月六日（4900米）：
这天我们从格尔木租了一辆中巴车向大本营进发，中途在三工区的昆仑泉打了80公升的泉水，这将是我们以后主要的饮用水。我们的司机二十多岁，为了保证安全，他带上了他的岳父—一个常跑戈壁滩的老司机。中巴车在公路上跑得很快，但一到河滩里就慢了下来，有时甚至要大家下车跟着走。下午五点钟左右开始变天，半个小时之内云层就压了下来，风夹杂着雪粒打在车窗上，外面什么也看不见。老司机凭着经验将车开到主峰脚下，然后大家开始搭帐篷。因为路上推车的缘故，大家都感到很累，再加上高山反应，食欲都不好。我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分了药给大家吃，又劝说大家吃了黄瓜和水果，然后冲了麦片和葡萄糖。队员们的精神状态很好，老高还在帐篷里挂上了烛灯，放起了音乐，帐篷里象家一样，暖暖的。饭后，阿昆和我商量是否能和他一起在明天其他队员做训练时上趟顶峰，我告诉他要看明天的天气而定。
河滩五月七日（4950米）：
今天早上天气不好，还下起了小雪，适应性练习比计划拖后两个小时开始，临走时我安慰阿昆不要着急，今天上不了山还有机会。但阿昆坚持要上山，并跟我讲这天登顶对他的意义重大,并告诉我五月七号是他的生日。我对他说，登山可以是为了一件事，但决不能把它限制在一个时间点，更不能在天气不允许的情况下强行登顶。最后阿昆妥协了，主动要求留下来看护戴玮，我把对讲机交给他。我带领大家在河滩上缓慢的行走，以适应这里的海拔高度。大约在十一点钟，太阳出来了但主峰还是罩在云中，阿昆通过对讲机要求追上大队，我同意了。路上我们通过望远镜，发现了一辆依维科。下午两点钟，大家都感到疲惫，我让董志弘带队返回，走在前头的我和阿宾、阿昆来到依维科前。两位司机（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位是青海登协的高成学，他当时并为未透露身份）很热情的邀我们上车，交谈中我们知道这是广东队包租的车，现在山上出了问题，有三名队员在昨天登顶时失踪，队长和另一名队员正在寻找。这是他们通过对讲机得到的消息，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由于我们今天是适应性训练，没有带齐高山装备无法立即救援，我调试广东队的对讲机，发现在第五波段可以和我们的对讲机联系上。我告诉司机，需要帮助时可以通过对讲机联系，并告他们我们营地的位置。当我们三个准备返回时，阿昆提出要上山，并告诉我他带了一个睡袋，还要我给他一根冰镐，被我拒绝后他倔犟地走了，只留下一句话—这是我自己的事与你们无关。我们劝不住他，只能看着他走，望着被厚厚云层包裹的主峰，我不知是该拉住他还是尊重他的选择。“走吧，这是他的自由，我们没有办法。”阿宾劝我道。大队返回营地后，大家都很为阿昆担心，外面又下起了雪，风也很大。我跟司机探讨是否能把车开到依维科那里，并先后和董志弘、司机去找路，最后决定第二天早上拆营，趁土地上冻时将车开到依维科那里。晚上大家睡的较早，因为累，很快就睡着了。晚上十点半，司机叫我说远处发现了一辆车，我忙起身到车里去看。通过望远镜果然看见一辆车，从上面还下来一个人，老司机推测车在四、五公里以外。“那个人一定是阿昆！”我兴奋地对司机喊道，然后打开头灯指示方向，并叫醒董志弘和海亮准备去接他，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带了冰镐防身。向下走了二十分钟，我们会面了，果然是他，大家都很高兴。回到车里，海亮责怪阿昆太不懂事让大家担心，阿昆却说：“如果你真的担心，为什么不上山上找我去？”海亮当时有些生气，我忙将两个人劝开，说回来就好。阿昆告诉我们广东队只下来两个人，其队长猜测失踪队员从北坡下山了，再详细的情况阿昆也说不上了，然后大家回到帐篷里睡觉。
放物资处五月八日（5050米）：
今天早上，司机把车开到广东队的营地（4950米），这下我们可以少走三个小时的路。吃过早饭，我们在上午十一点钟出发，今天的任务是将建C1的物资运到冰川旁边的山脊上。戴玮经过昨天的休息，状态有些改善，也加入到运输的队伍中。今天天气不错，太阳很毒，每个人都涂了防晒霜戴了雪镜。司机也想和我们一同上，我同意了。走在前面的是海亮和司机，他们的体力不错，很快就上到冰舌处。南坡的冰川也很大，但因为雪线靠上，所以相对高度较低（从冰舌到上端只有四百米）冰川十分平缓。奇特的是冰川上垂着很多冰柱，都是很细很细象胡须一样。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攀登，全队上到5050米处，在一个背风的隆起后放好装备，大家开始下撤。晚上回到营地，阿宾找到我问明天的计划，我告诉他是全队建C1，他对队员体力不均的事情提出疑问并建议是否可以分出一队体力好的先走并当天登顶返回C1。经过讨论后，我决定让董志弘带A组（海亮、于澎潮和阿宾）先走，携带建营装备上到C1，如果时间和天气允许可当天突顶。我和张宇带B组（老高、戴玮、阿昆）后走，携带食品等物资上到C1。如果A组已经在登顶，那么B组负责建C1；如果A组因时间天气等因素未上顶，B组则和他们一同建C1。两组间通过对讲机联络，每半小时一次。制定好方案，大家都很兴奋，盼望明天快来。只有戴玮感觉不好，总是头疼，大家把所有的散利痛都留给她。
C1五月九日（5550米）：
早上八点整，A组出发了，一个小时以后B组也出发了，考虑到体力和年龄的问题，老高和戴玮没有负重。两支队伍一前一后，始终能看到对方，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每半小时联系一次，以了解双方的体能状态。A组于下午两点半上到C1，这时已超过第一方案中的时间，他们决定放弃登顶先搭好帐篷。当时我们正通过5300米的一处山脊，通过对讲机董志弘告诉我，在他们选定的营地上方二百米处发现一具尸体，男性，他正带领A组队员在C1附近搜寻其他遇难者和帐篷等遗物。四点半，B组上到C1时A组已经搭起两顶帐篷，一顶VE-25，一顶MONTAIN-24，我们又搭起了一顶VANGO的高山帐。我收拾好物品就和董志弘、海亮、张宇上到尸体旁边。尸体头向东北，脚向西南横卧在雪上，右手在身下，左手举立已无手套，身穿红黑相间哥伦比亚登山服，黑色登山裤。在死者身上找到相机一台，摄像包一个（内有摄像机一台），衣袋内未发现任何文字性资料。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我们没有挪动尸体（登山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在登山时发现了死者，那么最好不要动他，因为这里是他所热爱的地方，也是他最好的归宿。），只是将带有图像资料的相机和摄像机妥善保存，这将是以后了解真实情况的依据。对现场照相记录后，我们回到帐篷，想着尸体的事情每个人心情都很沉重。当晚决定明天七点出发。
6000米五月十日：
早上起来，天气格外的好，今天的计划是登顶后返回大本营。早上一起来，我就叫醒大家，催促他们做饭。但大家的动作很慢，又要保证每个人都吃好，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过去，我着急的催促大家尽量快些。八点半，队员们终于准备好了，除了我和阿昆，其他七个人结成一组，董志弘作为攀登队长携带对讲机走在第一个，张宇在最后一个。检查过个人的装备，全队出发了，但老高不知怎么会事，忽然被结组绳绊倒，站起来勉强走了几步后又被绊倒。我立刻把老高从队伍中撤下来，老高很难受，坐在帐篷里唠叨着，眼睛里含着泪水，我安慰老高并做水给他喝。这时阿昆起床了，来到我们的帐篷里发现老高没走，提出要换上老高的装备上去追大队，大队刚出发不到一个小时，凭他的适应性和体力很快就会追上。我通知董志弘阿昆正在上攀，让他做好准备。正如我所预料的，阿昆很快就追上了大队。
上午十一点多，七个人体力差距逐渐变大，阿宾提议分组行动，董志弘向我征求意见，我让他们适当休息后再登，尽量保证整队上攀。又过了一会儿，董志弘告诉我戴玮和于澎潮的体力很不好，难以跟上大队，是否同意由他护送两个人下撤。这时的海拔是5750米，到营地并不远，地形也没有危险，我让董志弘放两个人下来，但董志弘告诉我于澎潮的体力很差站都站不稳，让两个人下撤会有危险。经过考虑，我认为让张宇带他们下来更合适，但作为同学，董志弘希望张宇能登顶。最后我同意让董志弘带两个人下山，由张宇带领其他队员继续上攀，对讲机交给阿宾。董志弘在临走时嘱咐大家在下午两点以前无论登到什么高度都一定要返回。这时是中午11：45，C1只有我和老高，两个人聊了一会儿老高就睡了，中途醒来几回，能看出来他的体力消耗过大急需睡眠。
下午一点钟董志弘带着戴维和于澎潮回到营地，我做好了水给他们喝，两个人都很虚弱，很快也睡着了。这时山上报告一切正常，但请求再给多半个小时，根据天气状况我同意了。忽然我发现老高在戴头套和墨镜，于是问他要做什么，他反问我不是要出发了吗？我立刻觉得不对，让他们三个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送老高下山。下午两点多，董志弘和戴玮准备送老高下山，于澎潮的状态不好无法一同下山。老高自己钻出帐篷，我们还没来得及扶他，他就一下子摔倒在地，这时的老高已经无法站立，必须要两个人架他下山。戴玮走了一会儿实在支撑不住，我便换下了她，临走时和山上通了一次话，他们还要求多给半个小时，我不准，阿宾让我给他一个下来的理由，我对他们说：“现在天气开始变了，老高又需要送下山去，你们马上下来！”但他们说已经登到了5980米，还想再试。我把对讲机交给戴玮，让她三点钟以后再和上面通话，无论如何也要他们下来，然后和董志弘将老高架了下去。下山的过程中起风了，还好风力不大，在下午三点四十五我们下到5100米，找了一块大石头将老高放在背风处。我让董志弘在这里看护老高，等我们下来。这时下起了雪，风更大了，我一个人立即向C1走去，山脊上的风几乎能将我吹下去，有时我只能趴在地上才会安全。上到C1平台（5550米处的一片平缓的雪坡），当时的能见度已看不到帐篷，我只能凭着记忆在风雪中找到营地。来到帐篷口，我真希望大家已经回来，但我只见到阿宾一个人。我边听阿宾讲山上发生的事边穿戴高山装备，然后带上阿宾的海拔表便返身钻进了风雪中。一出帐篷，迎面吹来的雪立刻将眼镜蒙上了，我的睫毛也在那一刻被冻在一起。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我知道当时的温度有近零下三十度，风力在八级以上。我迷着眼睛向四周看去，能见度只有三五米，风吹得人站不住，立刻去寻找几乎不可能。我返回帐篷，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我只能等风小一点再去寻找。忽然我想到MONTAIN-24里没人，这么大的风会把它吹坏，于是去察看一下，就在我刚钻出帐篷，爬到MONTAIN-24前面时，里面坐着三个人的VE-25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吹塌了。黑色的帐杆从外帐中刺出，没有了帐杆的支撑，VE-25被吹得剧列的摇晃，就想要飞起来一样。眼见帐脚的固定一个个被风拔出来，我忙叫大家赶快换到MONTAIN-24里去。大家忙着将睡袋、炉头、气罐带上，钻进MONTAIN-24，等我们再打开门向外看时，那个大大的VE-25已经被风吹得无影无踪。戴玮问我，如果她一个人在帐篷里，会不会被一起吹走？会的，我告诉她。
风还在刮，我、戴玮、阿宾三个人靠在帐篷迎风的面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不被风吹倒。我们用对讲机联系上面的队员，但没有反应。我们点亮手电，挂在帐篷上，希望山上的队员能看到。手电从晚上九点一直亮到凌晨，这是我们在如此的暴风雪中唯一能做的。
5700米五月十一日：
凌晨三点钟，风小了，戴玮问我什么时候出去找海亮，我说现在，但我害怕见到海亮和那个尸体一样。在我取冰镐时发现了我的手表和我的小套锅，我把它们交给戴玮，告诉她如果我回不来请她一定要转交给我的女友。阿宾问我，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他们是继续等还是下撤？我让他们下撤再想办法找救援，他们当时的状态只够下到大本营。然后我上山了，天空很晴朗，满天都是星星，风有五、六级，气温感觉更低了。山上的积雪有半米厚，走起来有些费力，主要是冷，我已经有三十个小时没吃什么东西了。我忍着寒冷和胃部带来的巨大不适向上走去，累了就跪在地上，抱紧自己—我不敢坐下，否则寒冷将夺走我最后一丝热量。电光照射下的雪坡显得那样的漫长，我尽了最大的力量也只是上升五米的落差，海拔表忠实的记录着这一切，在这冰雪的长夜里，只有它在我身边告诉我时间和空间。我边走边喊，喊海亮、张宇和阿昆，但没有人回答，我真希望风把我的声音传海亮那里，但偏偏现在是逆风。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上到5680米的位置，我开始向海亮滑坠的位置横切，我又在喊，但仍然没有回答。似乎更冷了，我几乎是哆嗦着向上攀登，昨天送老高下山又立即返回C1耗费了我很大的体力，我明显的感觉到自己不行了。在5700米的位置我停了下来，我实在走不动了，休息了一会儿，我使出全身的力量喊了出来，一遍两遍三遍，然后静静的听着，希望海亮能回答我，但没有，除了风声，什么声音都没有。我要走了，海亮对不起，我最后望了一眼主峰阴影处的那一片黑暗—那是海亮倒下的地方，然后向山下走去。
回到营地，我钻进帐篷便动不了了，只是本能的发抖，昏昏沉沉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我听到外面有人喊了一声“有人吗？快救救我！”我一下子坐起来，钻出帐篷向发声的地方跑去。是张宇，他正在离帐篷一百多米的雪地上爬行，双手暴露在风雪中，已严重冻伤，我来不及多说什么，忙搀起他向营地走去。来到帐篷跟前，他再也站不住了，又跪倒在地，我们将他抬了进去。一进帐篷，我们就给他的双手化冻，并做水给他喝，他很渴，也很饿，大约喝了一升的水，吃了四五块巧克力才好一些。这时他的手已经有血渗出来，我们给他涂上冻伤膏然后戴上羽绒手套保暖。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他和阿昆一同看护海亮，直到五点半钟阿宾让他们下撤，他们把装有水和食品的背包留给海亮，并用冰镐固定好海亮然后才下撤。当时的天气已经很糟，能见度也很差，他和阿昆在下一处硬冰面时，他见到阿昆坐着往下走（这种姿势很危险）要求阿昆改过来，但阿昆没有听他的话仍然坐着下山，结果一阵狂风吹来，阿昆就再次发生滑坠不见了。他一个人继续下撤，后来因为风雪太大，他挖了一个雪坑躲了进去，手套也是在那时被打湿的。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雪坑中不敢睡觉，大声唱歌让自己保持清醒，渴了就吃雪，他大声对自己喊道：“我一定要活下去！”。天亮了他开始下山，天气还是不好，但他一直在走着，下到C1平台，他再也站不住了，但求生的意识支撑着他，他开始爬行，当他在风雪中隐约看到帐篷时，他尽全力喊出了声，看到我跑过来他知道自己得救了。
等张宇恢复了一些，十点半我决定下山，当时有三个包，我背了一个，阿宾背了一个，另外一个让戴玮背上—当时于澎潮的状态很不好，不能负重，我搀上张宇下撤。在5200米处遇见上来接应的董志弘和司机，我才知道昨天下午他和老高在5100米等到晚上八点，见我们还不下来，就一个人架着老高返回了大本营，上来时走一个半小时的路，他们下去走了两个半小时。大本营的帐篷被风吹塌了，两个人在车里睡了一夜。董志弘和司机的帮助下，我们回到大本营，下午四点钟，我们发车返回格尔木，一路上老高都在昏睡。晚上十一点钟回到格尔木，车直接停在二十二医院，张宇、老高、阿宾接受治疗，张宇当时就安排住院，晚上我留下来看护他，其余的人回到宾馆休息。
格尔木五月十二日（2800米）：
张宇被临时安排在一个四人间的病房，包括看护的家属一共有七人，我睡在了楼道里。张宇这天晚上打了四瓶点滴，我每隔半个小时就去看一看，一直到天亮。早上七点钟青海登协的高成学和马尧来医院找我，我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并基本确认了死者是广东队的王涛，我把在山上找到的相机和摄像机转交给他。马尧告诉我他已联系了政府和武警，准备第二天上山搜寻。
队员简介
领队：刘雪鹏，24岁，98年八月单人登顶四川省雪宝顶（5588米）；99年组北京凯图（K2）登山队，同年七月采用阿尔卑斯方式从北坡登顶玉珠峰；2000年四月同罗大姐（38岁）完成玉珠峰北南跨越。
攀登队长：董志弘，22岁，98年八月参加长江源头索南达杰保护站建站工作；99年七月作为北京凯图（K2）登山队队员沿北坡登顶玉珠峰。
副攀登队长：张宇，22岁，南京大学地理系旅游专业，曾受过三年定向越野的训练，热爱旅游和登山，曾到云南玉龙雪山、梅里雪山考察，2000年二月参加过队里的攀冰训练。
队员：老高，55岁，具有几十年的户外运动经验，在其单位有一个小登山队，已经走过了北京的山山水水。他们首次完成了河北省最高峰小五台北台到东台的穿越。
队员：王海亮，45岁，参加户外运动近十年，多次同老高深入小五台腹地，包括那次穿越，平时练健美、冬泳。
队员：宾宇丹，31岁，柳州登山攀岩运动的发起人，曾登顶云南一座4000米级山峰，平日活跃在柳州的山地中。
队员：于澎潮，28岁，北京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有自己的活动团体，曾获三星（职业）潜水员终身认证（最高为四星）。
队员：戴玮，31岁，经常练习攀岩，也尝试过攀冰运动。
队员：任玉昆，31岁，2000年四-五月参加北京山美登山队攀登玉珠峰北坡，登至5600米。
几点说明
一.关于活动的性质：
这是一次非商业活动，其目的是圆几个朋友的雪山梦，也为队里培养和发现人才。
二.关于费用：
活动费用的制定，参照了北京几家组织过玉珠峰商业登山团体的收费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去除了利润这一部分。这次活动的费用包括三个部分，队员的路费食宿费，带队人员的路费食宿费，公用装备磨损费。
每个队员视个人装备的多少分别交了3500元到4500元不等。
三.关于任玉昆的加入：
我们和他是在格尔木认识的，当时他刚参加完北京山美登山队的活动，但没有成功。用他的话说就是“登了几天山，连主峰是么样都不知道。”他当时计划去和田一座6900米的雪山去看看，并买好了票。当他知道我们去南坡时想加进来，但他没有任何高山装备，我们的装备也没有富裕的。我告诉他，我们在山下计划适应两天，如果在这两天内天气允许的话，我和他一同上次顶峰；否则他最多上到C1，他同意了。但他告诉我他下来后还要去和田，只能拿出500块钱，希望我能谅解，我同意了，当天他就退了票准备和我们一同进山。
后记
这次山难，其结果是惨痛的，其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它清楚的告诉我们经验和能力在登山中的重要性，以及面临灾难性天气的局限性—人对于自然来说永远是渺小的,由此引发的思考将对我们产生深远的意义。在痛定思痛的同时，我们也对在此次活动中遇难的队员王海亮，任玉昆表示沉痛的悼念，愿你们能在万年不化的雪山中得到安息。
北京凯图（K2）登山队二000年五月

2000年玉珠峰山难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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