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友杂谈——山难与安全——2000年玉珠峰山难——经过报道二

  2020年12月22日    642 次浏览

转<中国青年报>一版文章——玉珠峰山难备忘
北脸 17:03:22 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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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ChinaYouthDaily2000年5月27日星期六
本报调查
玉珠峰山难备忘
(本报记者唐钰)
营救搜寻日志
今年“五一”期间,北京绿野仙踪登山队、北大天美登山队、北京K2登山队和广州绿野户外休闲探险队4支业余登山队,挑战青海省玉珠峰。其中北京的一支登山队登顶成功,另一支登山队中途安全撤离。
5月6日,广东绿野户外休闲探险队在登山时发生一人死亡两人失踪的悲剧。
5月10日,北京K2登山队遇险,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失踪、一人被冻伤。
5月13日,青海省格尔木市组织公安、武警和驻军部队20余人前往玉珠峰营救。由于气候、队员素质和登山经验不足等因素,救援小组于15日被迫撤离格尔木。此次营救失败。
期间,新疆一支业余登山队也进入玉珠峰。两名队员因病撤回,有两名队员至今仍滞留在玉珠峰。
5月18日,国家登山协会做出《终止玉珠峰攀登活动》、《组队继续搜寻失踪人员》两项决定。
5月19日,由青海体育管理总局牵头,成立了玉珠峰搜寻工作领导小组,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担任组长兼搜寻总指挥。主要成员有不久前成功登顶章子峰的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教练马新祥、西藏登山队旺堆等6人,及青海登协、深圳、重庆、大连、新疆的救援人员共15人。
5月20日,搜寻小组在玉珠峰海拔5000米处建立大本营。
5月21日,搜寻小组前往1号营地进行全方位的拉网式搜寻。第一路由来自大连的刘福勇、西藏的旺堆等人组成,由西南坡从下往上搜寻;第二路由国家队教练马新祥等四人组成,由东南坡从下往上搜寻,新疆赛龙登山探险队志愿者协助工作。
5月21日晚10时,15人搜寻小组经过一天的艰苦搜寻,终于在玉珠峰找到了在5月6日、5月10日两次山难中失踪的北京、广东两支业余登山队的3名失踪人员的尸体。至此证明:今年“五一”期间攀登玉珠峰时,有5名业余登山队员遇难身亡。他们是广东绿野户外休闲探险队队员王涛、邝君咏(女)、周虹俊;北京K2登山队队员任玉昆、王海亮。另有一人严重冻伤。
从王涛遗物中发现的录像带表明,王涛和邝君咏(女)在遇难前已登顶成功。
5月22日,根据亲属的意见,5位登山勇士的尸体分别在玉珠峰海拔5350米、5750米和5000米处就地掩埋。
不该发生的山难
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境内的玉珠峰是昆仑山中段最高峰,海拔6178.6米,长年白雪皑皑。登山大本营距格尔木市仅180公里,其中150公里为标准柏油公路。实际上,玉珠峰是一个坡度平缓的雪峰,是公认的登山爱好者最佳的训练基地。但就是这座在行家眼里攀登难度很小的山峰,却酿成了令人震惊的悲剧。
两起山难是这样发生的。据广东绿野户外休闲探险队生还者之一的张伟锋回忆,5月6日下午3时左右,绿野探险队已接近顶峰,一名队员已基本登顶,另两人在他下方约200多米处,队长则在他们下方80米左右。此时可看到第一人已基本在顶峰位置,当时天气情况比较正常。但队长根据经验判断,天气将有可能转坏,于是喊话叫队伍下撤。张伟锋因为体力等因素开始回撤,而另一名队员则说“如果今天不登顶,这次就没有机会登顶了。”他继续向前。张伟锋下撤并与队长会合后,突然刮起大风,且越刮越烈。两人用冰镐在冰面上挖坑防风,从而躲过了历时一个多小时的风暴。风暴过后,他们就与同队的三名队友失去联系。
第二次山难的幸存者北京K2登山队队员宾宇丹回忆说,5月10日在玉珠峰登顶时,他们遭遇了特大暴风雪。下午两点,正当他们4人结组登顶玉珠峰时,开始起风。山下刘雪鹏用步话机要求4人下撤,但谁也不肯听,继续攀登。到了下午3点,迫于恶劣的气候条件,他们才放弃了冲顶计划。此时已是风雪交加,4人开始结组下山。由于一名队员下滑,致使4人同时下坠,后在缓坡处停止。此时,队员王海亮头部受伤,嘴里说着胡话,精神失常。于是,张宇和任玉昆守候王海亮,让宾宇丹到C1营地求援。
张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狂风大作,大雪纷飞。要在海拔6000米的地方抬下王海亮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们用冰镐和绳子固定住王海亮,并留下干粮和其他生活用品,而后含泪离开。但在下撤时,一阵大风刮得张宇不知去向,等他清醒时,已不见其他两名队员的踪影。求生的本能,使他冒死爬回了营地。
其实,北京K2登山队在5月9日的登山过程中,已经发现了广东队王涛的尸体。但他们没有采取措施,继续攀登冲击玉珠峰。知情人士说,有个叫任玉昆的队员是中途要求自行加入的,而且没有野外装备。此次攀登玉珠峰,他的愿望最为强烈。因为5月10日是他的生日,他把生日和登顶的成功疯狂地联系在一起。
惨痛的教训
关于这次山难,许多的人把事故原因归咎于暴风雪。甚至有人对登山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但一些网友和登山界人士却持不同的观点。玉珠峰一向被登山界看作是一座不会死人的山。但这是对那些训练有素的专业登山队员而言。对业余的、或者毫无登山经验的人则另当别论。
5月21日,到达玉珠峰的我国登山界有关人士认为:以玉珠峰的地形,即使遇到暴风雪,只要装备齐全,应对措施得当,应该可以安全脱险的。那么这次山难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据青海省登山协会负责人介绍,遇难的广东队曾到青海省登山协会办理过登记手续,除借了一些炊具外,没有提出其他帮助要求;北京的3支登山队,其中两支办理和补办了登记手续。遇难的北京K2登山队未办理登记手续。登山专家对记者说,登山是人类挑战自然、培养勇敢冒险精神的一项伟大事业,也是一项充满神秘、刺激和风险的竞技运动。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你的每个行为都必须是理智的。一个优秀登山家还应该是一个高山地理学家,一个高山气象学家,甚至是一个医学家。正如中国登山协会秘书长于良璞指出:近年来户外登山探险活动渐成热潮。但高山探险是一项专业化较强的项目,只凭热情和勇敢是很不安全的。很多队伍没有严格地坚持登山管理办法,没有向队伍所在的体育主管部门和山峰所在地的管理部门注册。注册是为了检查队伍的组成。在装备不足,没有专门的教练和专业指导的情况下,一般是不准许进山的,注册的另一个目的是方便技术救援。应该说,登山运动因其特殊性,可称为具有半军事化性的行动。因此,对于组织者而言,要求更加严格、具体。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对其组织者的登山方案、线路、冲顶计划、野外装备、通讯设施及组织者和队员的资格确认,进行必要的审查和监督。道理跟驾驶员必须持有驾照才能驾车一样简单,否则可视为“违法”。同样是登山,但其运作方式不同。像北大天美登山队,在得知气候等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做出了中途撤离的明智决定,从而确保了9名队员的生命安全。有人认为,登山运动就是这样,有所为,有所不为。其次,同去玉珠峰的4支队伍可为殊途同归,应该在当时形成一个“集团”,可根据各队自身的优势进行新的优势组合,然后进行攀登也是可以的吧。退一步说,即便各自选择的攀登路线不同,但就山上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现场论证,做好必要的联手工作,至少是不矛盾的。但是,来玉珠峰,他们还是各自为主,我行我素。即便广东队发生遇难事件后,北京队也未做人道主义的援助。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副主席高登义说,缺乏必需的设备、基本的登山知识和必要的气象指导,可能是这两支登山队遇险的主要原因。而行内人士说,缺乏对登山运动的科学周密安排、团队协作精神、个人必须服从组织的大局意识和经验技术及盲目冒进,是这次山难的根本原因。
记者在格尔木采访遇难者亲属时,他们克制住悲痛的情绪说:玉珠峰山难,就像几个刚刚参加汽车驾驶的队员,因缺乏必备的技术和常识而肇事葬身于汽车驾驶员培训基地一样,教训是惨痛的。像此次遇难的两只队伍里,除了带队的队长外,其余大多为未经训练的“新手”。作为领队,他有责任强迫队员服从组织、听从命令,否则可视为是“渎职”。比如这次登山活动,领队就是绝对权威,你根据登山规则进行注册登记、雇用高山协作人员、医务人员、专业向导、买保险及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随时做好遇险营救准备,队员不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也是责无旁贷的应尽义务。如果因为钱的问题,在此时,你不能遵从队员意愿而放弃必要的工作。如果队员不从,你可以取消资格,甚至可以放弃这次登山活动。因为生命是可贵的,它对每个人只有一次。对于盲目的、毫无把握的成功,用生命换取那更是可悲的。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周密的方案及措施,以致使活动出现了许多在管理上不该出现的漏洞。
一项统计资料表明,1990年以来,国际登山的遇难人数约占全部登山人数的五分之一。对此,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副秘书长周正认为,登山是一项各方面条件要求严格的高风险运动,必须按科学规律办事。因此,登山者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有针对性的训练和必要的登山知识。同时,要在当地气象部门的指导下进行,切不可绕过登山管理部门而凭一股勇气盲目上山,这样极易出现不测。周正说,目前登山管理规则亟待健全,登山是探险而不是冒险,登山部门要加强对业余登山者的管理,并进行严格的审批;对不符合条件的登山者不应批准,以减少意外的发生。
5位登山勇士长眠在玉珠峰,但他们的死将唤起更多的登山爱好者对登山运动的深刻认识,同时对如何科学严谨地组织登山运动及珍视人员生命安全是一个警示。

东方网上的一篇文章
8000m 12:46:45 6月2日
刻在昆仑雪峰上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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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消息:据青年报6月1日报道
玉珠峰山难5死1伤
都市里没有山,仅有对山的向往。
两支满怀激情的业余登山队,乘着50年来的首次“五一节”长假,一前一后一南一北地从广州和北京出发,朝白雪皑皑的东昆仑山脉迈进。谁也没想到,迎接他们的会是一场50年来最大的暴风雪和5死1伤的悲伤结局。昆仑山玉珠峰,这个通常只在武侠小说中出现的名字,突然就闯进现实生活来。闻讯后的人们震惊了:在那座海拔6178米的冰山上,究竟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正是本文将向你描述的。
出发前,没有合影
2000年5月6日,北京“K2”业余登山队抵达昆仑山脚下。“K2”原本有8位队员,7男1女:最年长的老高,55岁,北京焦化厂工人;45岁的王海亮,即遇难者之一,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然后是同为31岁的于澎潮和阿宾;30岁的戴玮是唯一的女队员,公司白领;24岁的刘雪鹏和22岁的董志弘分别是这支登山队的领队、队长,他俩在北京八中和北工大都是不同级的校友;年纪最小的张宇,南京大学地质系四年级学生。单从外表或履历上看,这8个人怎么也凑不到一起,可他们早就成为好朋友了,所谓志趣相投大概便是如此,这些人无一例外喜欢旅行和登山,喜欢投向大自然的怀抱。去昆仑山的半道上,他们邂逅了28岁的杭州人阿昆,即后来的另一位遇难者。阿昆在北京中关村附近当电脑商,扔下生意跑到青海想一个人登玉珠峰,一番相见恨晚的畅谈之后,“K2”欣然接纳了阿昆这第9名队员。经过一天的试验性训练,他们穿起高山靴,手持冰镐,带齐了结组绳、铁索、水和巧克力,向玉珠峰南坡进发。出发前甚至没有合张影,如果当时他们那样做的话,会留下一张意义深远的照片,但也许他们认为,玉珠峰顶才是唯一有意义的合影地点。
一个不祥之兆和两员病号
第一个不祥之兆来了。他们在玉珠峰半腰的雪地里,发现了一具新鲜的尸体。实际上,此刻在昆仑山以外,广东“绿野”业余登山队从玉珠峰铩羽而归的消息已经传开,那支5人登山队中3名成员被宣布失踪,“K2”看见的尸体正是其中一名,名叫王涛。领队刘雪鹏收拾了那名遇难者的遗物,几天后交给了“绿野”幸存的队长。发现尸体的“小插曲”丝毫没有消减他们登顶玉珠峰的热情。5月7日是阿昆的生日,他说登顶将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然而到了5月10日下午两点半,事情开始有点不妙。在海拔5550米处,55岁的老高支持不住倒下了,陷入强烈的高原昏迷(后来在青海格尔木22医院,被诊断为脑水肿)。大家经过商议,决定由刘雪鹏和董志弘护送老高下撤,当时老高已失去了行走能力,幸亏刘董两人凭着出众的登山经验,才历尽艰险架着他下了玉珠峰。余下6人继续向上攀登。谁料祸不单行,上到5700米,女队员戴玮又有了强烈的高山反应,她非常虚弱:“我上不去了,你们去吧。”队友只好就地搭建临时营地,让她休息,于澎潮留下来看护,另外四人则继续前进。真正的危险其实正在前方酝酿。下午三点过后,变天了,据幸存者回忆,当时整个东昆仑山脉,都被罩在一个巨大的云层里,那可能是一朵世界上最大最厚也最险恶的乌云。
一阵狂风过去,阿昆不见了
暴风雪说来就来了。当时四名登山队员已经攀到6000米以上,登顶已成为最后的冲刺。他们用结组绳把身体绑在了一起,以他们的登山经验,可以说并不惧怕寻常的暴风雪。不幸的是,这一场暴风雪比他们设想的要厉害百倍千倍。雪,把人的能见度降到最低,别说分辨东南西北,就连上下都会产生错觉;而风,几乎成了席卷一切的致命武器,举个简单的例子,他们搭帐篷用的钢管可抵抗10级大风,当时竟被飓风一刮而断!四人小心翼翼地下撤,大家互相吆喝互相鼓励,尽量使每一个技术动作保持不走样。令人扼腕的是,在做一个翻滚动作时,由于空间感的错乱导致肢体不协调,45岁的王海亮医生不慎让手里的冰镐砸到自己的头部,当场受了重伤。他走不了,也不愿走了,神智呈迷乱状态,甚至在险境中推搡张宇和阿昆,叫他俩别管他了,快滚。阿宾先行下撤了,他独自去营地求援,另外还不太放心那边的戴玮他们。阿宾走后不多久,张宇用对讲机同已送老高下山后返回5700米营地的领队刘雪鹏取得联系。下午5点左右,“K2”队员们终于咬牙作出决定:放弃王海亮,张宇、阿昆争取在天黑前迅速下撤。把眼泪吞进肚子,张宇和阿昆顶着漫天风雪开始向下摸索,每一步都踏得无比艰难,低温使人的思维变得滞缓,交谈起来常常是一句话问过去,想一会才有回答。下午5点30分,两人在越过一个横向的冰坡时,阿昆体力不支一屁股坐到冰上,张宇猛然想起这是登山下撤时相当忌讳的动作,可是他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一阵狂风呼啸而过,阿昆不见了。
不能睡,否则将不再醒来
天黑了。暴风雪却无休无止。孤身作战的22岁张宇明白,走夜路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还想活着回去就一定得挨到天亮。阿昆被风吹走了,身负重伤的王海亮还在上面,哪怕是让遇难的朋友能死得瞑目,他也必须挨到天亮!做个雪窝藏身恐怕是唯一的机会了。所谓雪窝,就是在积雪间刨一个可以容身的大洞。于是张宇用冰镐、用手拼命地挖雪,雪窝挖成了,他钻进去,总算暂时逃离了飓风的袭击。那是一个何其冷酷何其漫长的昆仑山之夜。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张宇5月10日那一夜的感受,除非你也试试钻进雪窝去苦候天亮,“绝望感”、“孤独感”之类的词放到张宇身上都显得过于虚幻,他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饥寒交迫,身心俱疲,强烈的睡眠欲望折磨着他,但是他不能睡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睡过去,将再不会醒来。不能睡,不能睡……知道张宇那晚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答案大概出乎所有人想像:他呆在雪窝里唱歌,他把每一支会唱的歌都唱了。有那么几次,张宇想把登山服胸口的拉链再拉高一点,然而他的双手已被冻得不听使唤,无法准确地找到拉链环了。时间一秒半秒地划过去,天光一丝半丝地亮出来,张宇艰难爬出了雪窝,由于双脚严重冻伤,他已无法直立行走,仅凭着一股求生的欲望,他手脚并用地朝5700米营地方向爬去。爬过一米,接近一米,再爬一米,又接近一米,苍茫的昆仑雪山划过一道生命的轨迹。5月11日早上7点,张宇离营地只剩最后的100米了,他实在爬不动了。他仰起头,想再看一眼玉珠峰的天,却隐约看见了远处营地的帐篷,于是他把残存的力气一起喊了出去:“有人吗?!救救我!!”
失去了九根手指十根脚趾
现在是5月26日下午,地点转为北京积水潭医院ICU特护病房。记者坐在张宇的病榻边,等候他醒来。周围很安静,窗外是35摄氏度的高温,可是,那座冷彻心肺的玉珠峰果真就此离张宇远去了么。他上午刚刚做完手术,他醒来会发觉自己失去了九根手指和十根脚趾,要面对成为一个残疾人的事实。他的腹部也有手术刀疤,被切除的手指(除了左手大拇指)此刻都藏在他的肚子里,以后如果慢慢养好了,再取出来嫁接。那种复杂的手术代价高昂,张宇的巨额医药费又无处报销,他也没买过任何保险,这给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难题。幸好,当初是队友搀扶他下了雪山,今后一定会有更多人在生活道路上搀扶着他。自从5月21日张宇被母亲接回北京后,去医院探望的人们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他的高中同学们说:“张宇是世上最坚强的人,他很快会振作起来!”他的初中老师说:“这孩子考虑问题向来周到,登山时只要有危险,哪怕只差一厘米,他也不会强求登顶,而会安全地退回来,我信得过他。”他母亲张黛说:“我知道我儿子是什么样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只要有人能爬回来,那一定就是他!”张宇离京去青海的那个晚上,像平常一样吃过晚饭说声“再见”出了门,父母也没去火车站送他,因为这个独子虽说年纪小,却是天南地北闯惯的,双亲对他都特别放心。“儿子学的是地质专业,去登山就好比是去做功课,份内的事。况且他从高中开始就利用假期到处跑,走过十几个省份。就在去年暑假,他还登过难度绝不亚于玉珠峰的玉龙雪山。”母亲的眼圈红了,记忆里的一个细节叫她心酸:“这孩子多孝顺啊,在玉珠峰被冻伤后,怕爹娘担心,13日在格尔木医院打电话回来,说他挺好的一点没事,还特别高兴,因为在昆仑山上看见了藏羚羊……”阳光下张宇的眼睛终于缓缓睁开。“疼,很疼。”他对记者说,“不过,我不后悔。”
昆仑山上的恸哭
就在张宇说不后悔的当天,另一个永不后悔的“K2”领队刘雪鹏也回到了北京。记者约了他在菜市口见面。玉珠峰山难发生后,刘雪鹏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两支业余登山队的5死(“K2”的王海亮和阿昆,加上“绿野”的三人)1伤(张宇),令舆论一片哗然,不少登山专家和专业登山队员都对他们颇有微词,认为他们装备不充足,又缺乏登山经验,仅仅凭一时热情盲目登山。5月16日,中国登山协会决定,鉴于近日玉珠峰天气异常,为确保山区不再发生不幸事件,近期内暂时封山,终止玉珠峰地区的一切登山活动。消息传出,众多关心此事的市民更对业余登山队投去不信任的目光。至今在互联网上,批评他们的文章仍是铺天盖地,大多矛头直接指向业余登山队的发起者刘雪鹏。刘雪鹏并不服气:“我们这些人是凭热情去登山的,可不盲目。首先装备不算差,专业队带的我们都带了。你看这个安全带上的铁索,能承重两吨,专业水准。说到我们的登山经验,跟专业高手不好比,但也只是相对而言。“拿我来讲,1998年在四川雪宝顶登顶,1999年和今年4月份两次登顶玉珠峰,而且都是从难度更大的北坡上去的,尤其4月那次,跨越北坡后再从南坡下,很少有人那么做过。所以我敢说,对于玉珠峰的熟悉,我不比任何人差。“我们几个虽然都业余,可谁也不是头一回登山,就说最小的张宇吧,也曾登顶过玉龙雪山。我想,只要对玉珠峰稍有了解的人,就明白我们选择登它毫不过份。”记者查阅了一下玉珠峰的正规资料:玉珠峰海拔6178米,为昆仑山东段的最高峰,是登山爱好者初次攀登雪山的最佳山峰,在南坡可获得高海拔地区的登山经历,在北坡可学到更多的冰雪技术和登山战术。玉珠峰地区属大陆性气候,登山季节为5月至9月,值得注意的是山上的小周期现象,通常早晨天气较好,中午时有云层并伴有小雪,傍晚转晴。玉珠峰自50年代初对外开放,1989年以后成为国内最热闹的高寒登山区,而且在今年5月山难之前,玉珠峰从未发生过登山事故。那场狂虐的暴风雪偏偏降临在温柔的玉珠峰上,谁也不会想到,谁也不愿想到。刘雪鹏和董志弘后来折回山上,找到了王海亮和阿昆的尸体,按照登山者的惯例,就地掩埋。亲手埋葬朋友时,两人的哭声惊动了整个昆仑山脉。传说古老的群山可以把声音储藏,真想让都市里的人们听听这插入云霄的恸哭,还有那曾经从雪窝里飘出的歌声,到时也许所有纷纷的议论都会化作默默的致敬,以生命的名义。
尾声:像玉珠峰那样纯洁
返沪前记者去医院向张宇一家告别。他叔叔悄悄透露,张宇说养好了伤还想去登山,要学学梅森·纳尔的精神。意大利人梅森·纳尔是世界登山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全球共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唯一能全部登顶的是他。而梅森·纳尔就缺了十根脚趾。70年代,他同弟弟第一次登顶8000米以上高峰时,遭遇暴风雪被冻伤,从此切除了脚趾。然而没有脚趾的他依旧登顶了包括珠峰在内的余下13座超高峰。张宇也许永远都成不了“中国版”的梅森·纳尔,但那种纯洁的信念至少可以支撑他经历劫难后的人生。当初他从暴风雪里爬回营地,就可能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在多舛的生命轨道上爬出的第一步。同样劫后余生的女队员戴玮说:“在玉珠峰,天与雪,生与死,竟然如此接近。那一切我毕生难忘,以后我会更有力量。”而刘雪鹏和董志弘们,大概很快又会筹备下一次登山了吧。若干年后,他们会重返曾经痛哭过的地方,去探望长眠于雪山的医生和电脑商。2000年5月的玉珠峰山难就这样过去了,它甚至未必够资格被写进登山史。总之事情说来简单:一群登山者为了爱好,为了梦想,付出了热情,也付出了生命。他们像石子一样渺小,却像玉珠峰一样纯洁。
钱志磊

玉珠峰五队员死亡报告
cyberman 17:40:18 6月2日
转贴自南方周末
□青 新
两场不该发生的悲剧竟然连续发生。生命应该是一种有尊严的存在,而有人竟如此漠然视之。
两起令人震惊的山难发生在从未有过山难记录的玉珠峰———
5月6日,噩耗首先从广东绿野户外休闲探险登山队传来,这支登山队在攀登玉珠峰时一人死亡,两人失踪。死者尚陈尸雪野,5月10日,北京凯图登山队又在此山发生悲剧,风雪中一人死亡,两人失踪,还有一人严重冻伤。5月21日,失踪者被证实均已死亡。他们是广东队员王涛、邝君咏(女)、周虹骏,北京队员任玉昆、王海亮。22日,5位遇难者遗体分别在玉珠峰海拔5350米、5750米和5000米处就地掩埋。5月18日,国家登山协会作出暂时中上玉珠峰攀登活动的决定。   玉珠峰,一座并不凶险的山峰,历来被视为登山爱好者初学攀登雪山的最佳选择,是国家登山训练基地。它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境内,海拔6178·6米,是昆仑山中端最高峰,坡度相对平缓。此前常常从此传来北大、北工大、清华等多支大学生登山队成功登临的消息,去年7月甚至有一对年逾花甲的日本夫妇携手登顶。广东队的王涛和周虹骏今年都31岁,生前分别从事IT业和证券业,二人酷爱户外运动,都是体力相当充沛的人。其他遇难者也都可谓身强力壮。  这一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记者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采访。
广东队:指挥不力,匆匆撤离
4月29日下午,广东绿野登山队在组织者马尧的带领下到达兰州机场,当日乘车赶至西宁。第二天上午,马尧独自一人前往青海登山协会办理相关登记审核手续,并向该协会租用了100多件登山物品,同时聘请该协会高成学去做随队后勤服务人员。高成学说:“在协商过程中,邓海平(该单位领导)和我特别强调了保险问题,邓问马,你们的保险搞了没有,马说,搞了,我说手续呢?马说,我们没有带,我又说,登山保险这个东西可不能马虎,马说,请你们放心。”当天下午,马尧一行人离开了西宁,路经湟源、日月山至青海湖。  5月1日早上7时出发,经茶卡、德令哈、大柴旦到格尔木,行程800多公里。次日,该队到玉珠峰北坡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适应,晚上8点钟返回格尔木,往返汽车行程约300公里。5月3日早上9时,该队前往玉珠峰,下午4时许到达玉珠峰南侧,选择了一个比较平缓的地方扎营。  据高学成讲,队员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简单的晚餐之后,天色未黑之前,队员们都钻进了各自的帐篷。5月4日,根据每个人的身体反应状况,马尧安排队员在大本营附近行走,进行高山适应。其中周虹骏因高山反应较重,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出帐篷,也没有吃什么饭,说“现在什么都不想吃,就想睡觉”。5月5日上午11时许,队员们准备就绪,背上背包前往C1营地。临走时,王涛给了留在大本营的高学成一个军绿色的玩具小报话机并教会他使用,据称可通话3公里。高学成说,晚上8时,他和周虹骏通过一次电话,对方称情况均好。5月6日,天气变了,风雪骤起。  “到了晚上8点多钟,我听报话机有声音,赶紧拿起呼叫上面情况怎么样?我听到的是马尧的声音,他说,3个人还没有回来。”高学成说。出事了。关于出事的经过,据广东绿野户外休闲探险队生还队员张伟锋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回忆,5月6日下午3时左右,绿野探险队已接近顶峰,一名队员已基本登顶,另两人在他下方约200多米处,队长则在他们下方80米左右。此时可看到第一人已基本在顶峰位置,当时天气情况比较正常。但队长根据经验判断,天气将有可能转坏,于是喊话叫队伍下撤。张伟锋因为体力等因素开始回撤,而另一名队员则说:“如果今天不登顶,这次就没有机会登顶了。”他继续向前。张伟锋下撤并与队长会合后,突然刮起大风,且越刮越烈。两人用冰镐在冰面上挖坑防风,从而躲过了历时一个多小时的风暴。风暴过后,他们就与同队的3名队友失去联系。队长马尧回忆说:“当时的风从山下往山上吹,还打雷,手抓冰镐都是麻的。我心里也没底,不知吹多长时间。风小了以后,我就摸下去了。如果每个队员都能严格要求自己的话,暴风雪并不是最大问题。我登过七次玉珠峰。再组队我会对队员严格要求。”这种情况,被青海省旅游部门称为组织者没有组织能力,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未能采取有力措施。  次日,马尧和他的幸存的同伴并没有继续寻找失踪的同伴,而是匆匆撤离了C1营地。当晚,马尧、高学成等人撤离了大本营。救援人员之一陈骏池说:“(如果C1营地不撤的话)队员生还的可能性应该说是相当大的。玉珠峰在5月的登山季节,在没有暴风雪的情况下,或者说有暴风雪,一个体力健康的人熬过一两个晚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支撑登山运动员求生的,更多的是意志和信念。王涛(已经沿着正确的路线返回营地),从我们现场来看离C1的位置仅仅不超过100米,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顶帐篷,其中如果还有一个睡袋的话,他只要进去熬过这一个晚上,或熬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对于他的体力的恢复、信念的恢复,都可以支撑他走回大本营,甚至走回到公路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个情况上说,C1(营地)的撤离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救援人员之一曹骏毫不客气地指责说:“遇到事故后采取的措施非常不得力,或者说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作法,是导致这次山难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救援人员的描述和分析,周虹骏的脚印从滑坠处一直断断续续地延伸到冰川的末端的碎石坡上,始终有意识地避过了一个冰裂缝。从这个情况看,他当时的神志、意志都是非常清楚的,可能是体力上已经比较衰竭了,他自己躺在了碎石坡上,把自己的帽子拉下来遮住了眼睛,可能是为了挡住阳光,休息一下,这一休息,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如果发现得早的话,哪怕他睡过去了一段时间,也是可以挽救回来的。据调查,邝君咏在风雪中从顶峰滑坠而亡。 
北京队:见死不停,执意冒险
就在广东队出事后的第二天,5月7日,北京队到达玉珠峰。  高学成说:“北京队的3名队员也来到了我们车上,其中还有他们的领队,我劝阻他们再不要去登山,现在的风太大,广东队已经3个人不见了。”但北京队既没有伸出援救之手,也没有检讨自己的冒险行为,执意去了。曹骏对记者说:“(北京队)带队者把他的行为定为一种商业行为,他带队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利润,如果去救援的话势必影响他的登山计划,他的脑子里想的就是他要带着他的客户去登顶,然后获得他的商业利润。但是这个想法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想法。如果你看到别人的队伍有遇难的人,而且有可能当时还有活着的其他队友————因为当时北京队上山的时候已经获得消息有3个人在山上失踪,只看到一具遗体,那么其他两个人有可能还存活————这时采取救援的话很有可能挽救其他人的生命,但他没有这么去做。这是作为登山者非常不应该的做法。更何况他带着别人去登山又出了事情,那么就说明这个组织者的素质是绝对不够的。”陈骏池讲了一个例子:“去年组队登新疆的穆斯塔格峰时,我们有一个队员在6000多米的营地发生心力衰竭,当时旁边有一个斯洛文尼亚队正在准备冲顶,看到这个情况,他们放弃冲顶,4个人轮流滑雪背着这个队员。这个队员是篮球队队员,有1·90米高,4个队员背着背着就摔在了地上,他们继续爬起来,轮流背,一直把他护送到安全地带,整个队伍放弃了这个登顶计划。事后我们非常感动,觉得这才是个真正的标准的登山人的做法。”有报道说,北京凯图队在5月9日的登山过程中,已经发现了广东队王涛的尸体,但他们没有采取措施,而是继续攀登玉珠峰。  5月10日,又一次山难发生了。这次山难的幸存者宾宇丹回忆说,5月10日在玉珠峰登顶时,他们遭遇了特大暴风雪。下午两点,正当他们4人结组登顶玉珠峰时,开始起风。队长刘雪鹏在山下用步话机要求4人下撤,但谁也不肯听,继续攀登。到了下午3时,迫于恶劣的气候条件,他们才放弃了冲顶计划。此时已是风雪交加,4人开始结组下山。由于一名队员下滑,致使4人同时下坠,后在缓坡处停止。此时,队员王海亮头部受伤,嘴里说着胡话,精神失常。于是,张宇和任玉昆守候王海亮,让宾宇丹到C1营地求援。张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狂风大作,大雪纷飞。要在海拔6000米的地方抬下王海亮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们用冰镐和绳子固定住王海亮,并留下干粮和其他生活用品,而后含泪离开。但在下撤时,一阵大风刮得张宇不知去向,等他清醒时,已不见其他两名队员的踪影。求生的本能,使他冒死爬回了营地。来自新疆的救援人员唐彬等人证实,王海亮的尸体“头东脚西,头朝下,脸部贴近冰雪面,两腿被一根黄色登山绳绕数圈捆绑”。  张宇被严重冻伤,目前经治疗已脱离生命危险,但必须截去手指、脚趾。
登山专家紧急救援
5月13日,青海省格尔木市组织驻军、武警、公安等27人组成的营救队在玉珠峰连续搜寻失踪人员。由于队员适应不了高寒多变的天气,缺少专业登山设备,他们于15日被迫撤退到格尔木市。5月16日,中国登山协会紧急调集登山专家前往玉珠峰进行搜寻。  来自新疆的救援人员唐杉16日到达C1营地时,看见那里到处是垃圾,于是就着手打扫环境。“那儿有很多乌鸦,当伸手去取帐篷时,乌鸦全都飞起来了,于是看到一个红黑相间的东西在那儿,是个人(广东队王涛),半躺半坐,很惨……我用塑料袋把他的头套起来,然后埋,说,兄弟,对不起,咱就这条件了……”  5月18日,青海省体育事业局成立玉珠峰搜寻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家登山队王勇峰担任搜寻总指挥,队员由来自深圳、新疆、北京、大连、青海、成都、西藏的登山队员连同新闻记者共16人组成。志愿救援者从全国各地赶来。陈骏池对记者说:“我是14日从互联网上知道了全部队员的名字,我当时在阳朔攀岩,我当时就在那里大哭。我和邝君咏是在西藏旅游时认识的,她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女孩,非常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后来我们在北京还见过面。我跟她谈过登山,没想到她真会去登山。当时心里非常难过,想一定把她找到。我想她的死与我有关。不知道国家队组织了救援,我和曹峻就去了西宁。”随后,至5月21日,5名遇难者的尸体相继找到。  国家登山队教练马欣详对记者说:这在国内登山史上都是比较大的事故。队伍在出了事后,救援也不够快。从出事现场的观察来看,队员求生的痕迹都非常明显。曹骏对记者讲述了救援过程中的一件事:当时在处理过程中,北京队的队员用一根绳子带着一个铁锁直接扣在任玉昆遗体的安全带上就往下拖,拖的过程中遗体发生了翻滚。我当时的情绪非常难以控制,我忍受不了的是,在一个山友已经遇难的情况下,遗体在处理过程中你应该非常尊重他,至少可以保证遗体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把它慢慢地移动过去,而当时我的感觉就是遗体在翻滚当中就像一根木头,非常残忍,接受不了。如果要为这两场连续的山难寻找原因的话,也许这是一个生动的注释————生命应该是一种有尊严的存在,而有人竟如此漠然视之。  5月22日,埋葬仪式。亲人在哭泣。备受指责的广东队队长马尧跪倒在死者墓前。遇难者家属想到了起诉,但不知道该依据什么法律条文。有关人士呼吁,对探险运动建立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已刻不容缓。

刚刚清静几天,看来有人非要让我无可回避。
独行马 04:42:24 6月19日
我和刘的关系论坛的老网友应该知道,以前只是在SUNWINTER见过一次尚在哪儿打工的刘,以后在七大古都见过两次也只如过客。在我偶尔认识北工大的陈岩时,为从不上网的陈岩转帖了两份登山报告,这是我作为论坛版主收集报告再正常不过的事,当即引进刘的不满,我也回了一个帖子解释。后来他针对我去宁金抗沙的帖子写过“论必胜信心”的贴子,我看出其中的敌意,也只把它当成持不同见解的争鸣。玉珠峰出事后,我关注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山友,但考虑到北京山友圈比较复杂,主要采取回避的态度,为了了解更真实的情况,我甚至差一点出发前往玉珠峰现场,因为我发言要比任何网友更需谨慎,以免被人认为是个人之间的攻击。
这次刘的说明会,刘点名请我和曹骏参加,我当然无法回避。会前一天我问登协有关人士是否如论坛所说收到邀请,回答是否定的,我就征求意见,认为MH的分析报告比较客观,可以在会上散发给到会的媒体,以免形成刘的一言堂,在部分不了解登山的记者笔下造成对登山运动不利的误导。回答都认为这样做比较好,一方面MH的分析报告比较全面、详实、客观,另一方面它不是我自己写的,不含所谓的个人成见。
那天我入场时会已经开始,刘正在放幻灯介绍情况,而后就是大家提问,第一个发言的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问张宇、宾宇丹为什么没有来,说他曾采访过张宇,是不是担心张宇会回答不合主调的话来。第二个问话的是曹骏,问刘介绍的情况大家都已了解,能不能谈谈他在这次山难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刘一定要曹骏自报家门,曹骏说只是山友但不被认可,只好由我替曹骏作了介绍。在刘不知所云的回答中,那个北京台的记者请曹骏到大门外采访,而后曹骏返回让我也去接受那位记者的采访,当时刘正在回答一个记者关于注册登记的问题,是因为他们队是从兰州直接前往格尔木,不可能去西宁办理注册,称如果注册点在格尔木就好了,又说高成学见到他们时没有公开其青登协秘书长身份,当然也没有向他们提注册的事。我当时听到这里非常生气,因为我所了解的情况是队员曾要求自己出钱注册,被刘否决了,称注册没有任何用处,如没有服务等等。如是要带队员没有时间的话,在他十天前登玉珠峰那次是可以提前为这支队伍注册的。我正准备就此提问,就被叫出来接受采访,当时我第一名话就生气的说:一派谎言。因为他如果实事求是的说注册没用我还可以理解和接受,但把责任都推给青登协实在是小人所为。
该记者我本不认识,他向我介绍他极不容易地独家采访张宇的情况,说张宇谈的情况与刘的介绍出入很大等等,我也谈到了刘的队伍商业性质问题,刘没有一个合法的组队资格,而他的费用却是自由AA队的一倍以上,只能说他是一支非法的商业队伍。当时在场的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会后才认识的网友LEAF8848,如说是密谈似乎范围太大了,再说刚认识的记者我就密谈我也素质太低了。采访完我发现一侧有刘的人叫来了刘的女朋友(我曾见过她),这女人在我回到座位后多次试图偷拍我的照片,使我想起不久前有朋友透露说,刘放出话来,要悬赏制制几个人,其中有我,要买我的一个小手指头。当时我一笑置之,毕竟我和刘没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另外从刘敢于面对大家也不象这种人。或许是有人开玩笑或个别中间传话者别有用心呢。但从拍照和这个骂我的帖子我似乎有点相信了,因为我一直回避,不激怒我他们没有下手的理由。
回到会场后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通知说有登协有关人员参加,而现场没有,也就是说没有比较权威、客观、专业的对事件的分析供大家参考,为了避免媒体在不了解登山常识的情况下对受众产生误导,我向大家推荐MH的事故分析报告。当时刘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做,表态说可以但要到会后再散发。会议开到一半部分与会者失望地离去,包括部分媒体也到我处取这份报告后离去。
刘在回答曹骏的问题时说的一点没有听说或读到过,就是出事第二天下撤时天气极好,他对队员说我看见海亮了。我提问,既然看见海亮了,为什么不采取相应的救援措施?他的回答是当时队员都认为经过那么一晚,王和任不可能活着,所以要先背着大包送伤病员下山。我问珠峰能有人受冻两天被救,难到在玉珠峰的同伴十几小时就被认定死亡了吗?我还提出背着包下撤影响体力和速度,是不是救包甚于救人呢?他的回答是当时的行为不可能象事后分析那么严谨,大家不必在背包的问题是纠缠不休。还不如董志宏的回答有用:任上山时没有穿羽绒服,裤子也不防水。
刘还谈到一件事,当时在C1发现王涛遗体,只有王海亮动手检查过,回来后王的父亲认为王不该动遗体,晦气;还有任玉昆是玉珠峰的玉、昆仑山的昆,也许他生就与玉珠峰有一段缘份。我想在“论必胜信心”中大谈装备硬件的刘居然在这样的会上谈起了属命论,这能说明的似乎是“他们就应该死”。
当时会上还有一些只有组织者才能回答的问题,他却让他的队员来回答,不知是不是想证明这个队伍是AA的,他很多事是征求了队员的意见才做出的决定,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经验者做出的决定我有经验的人当然是无辜的了。
好了,我本想回避不提的东西竟被这篇帖子给勾了出来,只能说明我没有涵养。
再谈谈宁金抗沙的事,我是三月份才决定参加(出发时的一文引来刘的“必胜信心”),三月十八日从北京出发,如果是我组织的似乎莫名其妙,而且一来我不是做队长的料,二来我也没有当队长的野心。回京后我一直没有写报告,是因为有一些事只有贵州唐队长写比较合适,我想在他们自我批评总结后再写合适一点。但后来他们一直说等一等、等一等,联想到贵州方面雪宝顶、玉珠峰两次登山都没有写登山报告,可能他们工作忙或对总结不太重视,我从五一开始写,但不久就被山难的事搞的昏头转向,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召开座谈会等,会前一再强调不要在会上追究责任问题,会议结果我想大多数参与者都是满意的。这几天我又放开了其它事,希望尽快从我这一面把宁金抗沙的报告写出来,我回来时曹骏就对我说,没有登上去也好,否则你们出的那么多问题就不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写报告就是要让人们总结经验,下次尽可能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
至于我的经历,我没有阿尔卑斯方式登过山,也没有从难到易的跨越过(据我了解,刘自己都认为当时从北坡下会出大事,但还是将较容易完成的跨越作为辉煌的成绩公之于众)。似乎我没有什么可以和刘做比较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可以和一个不敢自报家门的人做比较的。落井下石,当我在网上看到北工大有人置逝者生命于不顾,幸灾乐祸地说刘雪鹏终于出事了的时候,我义愤填膺就想去找陈岩理论,幸好文者告诉我不是陈岩,否则我又错怪了一个朋友,这似乎能证明我落井下石心态。我在这个论坛做版主,一些网(山)友比较尊重我,这可能和妄自尊大有了一点边。我开始学习登山几年来,受到登协前辈的许多帮助,我很尊重他们,这也是我获得一些知识经验的主要来源。但还没有想去登协看门的打算,如果有人想去,自荐无门我帮着推荐也不知行不行。
我想回避的终归回避不了,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有很多东西不往网上写,是想尊重朋友们的特殊身份。网友有些是虛擬的,而我是真实的,我配服刘雪鹏的地方也是他敢于直面山友,我也听到过一些说他好的,我也了解一些,但他身边是否有人弄虚作假,制造事端,就不得而知了,起码没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刘雪鹏2”是怎么回事。

2000年玉珠峰山难详细内容:
经过报道一
当事人报告
山友提问
山友评论
座谈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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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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